中评社记者：美国和香港之间在经贸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所谓“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在当前中美博弈斗争激烈的环境下，香港有没有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缓冲带的窗口？
田飞龙：香港其实一直在充当中美之间的缓冲带。港美双边贸易中美国每年有3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美国在港常住居民人数有超过3万，同时美国大量的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通过香港投资中国内地，通过香港平台与中国内地形成非常庞大的商业利益网络。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美国通过了《香港自治法案》，但对香港的制裁还是比较节制的，没有往极端化方向发展。这就说明美国在香港以及通过香港在中国持有的利益起到了作用。美国号称民主国家，其内部有多元制衡的机制，那些美国在香港的利益以及通过香港在中国内地的利益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包括有自己的议员以及美国民主政治中的各种代表，因此它确实是一个缓冲剂，是一个保护性的机制。
然而，我们也要意识到，美国近些年表现出来的明显的新冷战倾向，它的霸权理性正逐步超越经济理性。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说法已经逐步失效，所以不能排除美国霸权衰落过程中，它会产生不惜一战的非理性冲动，导致可能不计代价或不顾在香港实际利益地实施对中国的围堵、脱钩。当然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是否会到来现在很难具体评估，不过这种风险始终是存在的，越往后这种风险可能越被放大。因此，这对我们做“一国两制”研究、战略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如何在原有制度和延续的红利期中推动香港继续承担传统角色，另一方面又要为面临这种斗争波动下的新香港重新量身定做一个地位和身份。对此，中央要考虑此问题，香港也要思考此问题。
香港地位及“一国两制”来自世界体系，也必然随着世界体系的波动而波动，其中的中美关系是定义和支配这一波动性及其实践后果的最关键因素。香港的新秩序与新篇章，从内因上取决于“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及中国和平发展，从外因上则取决于中美关系的稳定系数及所谓“战略护栏”的政策有效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化的新时代，香港必然要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才能获得最佳的国家制度保护与世界体系内的持续性发展红利，从而确保自身的繁荣稳定、国际地位及民主法治体系的良性演变和结构定型。
（香港天大研究院助理院长谢元媛博士对本次访谈的组织安排与文稿修订润色亦有贡献，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