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记者：谈到香港问题的时候，不可避免会提到美国。据您的观察来看，就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相比，美国在对香港的制裁打压方面有哪些相同或者不同之处？
田飞龙：制裁干预香港的主要法律是特朗普当政时期制定的，包括2019年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2020年的《香港自治法案》。拜登政府沿用了这些法案，根据在中美斗争当中美国自己的利益需要，来升级制裁或选择性制裁。目前来看，拜登政府没有在香港问题上推进更加激进的立法，原因是原有的法律已经够用了，他作为总统可以做行政裁量，选择何时或怎样来制裁。
另外，我们也看到拜登政府对香港牌或台湾牌的使用也是紧锣密鼓的，特别是近期美国的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专门发布了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制裁香港国安法官，这可以算是拜登政府在涉港议题上制裁干预、长臂管辖的一个新动作。它会严重损害到香港的繁荣稳定、司法独立和法治。当然，我们在涉外法治斗争中可以坚决反制，你敢制裁我的国安法官，我就敢制裁你们作出这个决定的行政官员、执法官员。中国反制斗争所要的是一个平等地位即“平视西方”，所要的是对我们主权与管辖权真正的制度性尊重。如果你不能这么平等对待、制度性尊重，我只能进行对等的、精准的，甚至是威慑性的反制。这方面，我们站在有理的一方。
拜登政府未来会如何在香港问题上继续与中国进行博弈，服从于中美关系的大局。如果中美关系继续恶化，无论是台湾还是其他问题，都会波及香港平台。美国可能会用它的美元霸权对香港的金融市场、金融中心地位进行干预，损害中国的发展利益，因此香港需要来自国家更多的制度性保护。因为香港从现代化经验来看，它并不是一个真正能独立自主的城市，而是非常聪明地利用了特定世界体系的发展空间、发展动能，进而促成自己的现代化。回归之前，有英国体系的庇护与支持，意味着西方体系会接纳它、支持它。回归之后，一段时间里香港也仍然维持这样的地位，原因是中美关系整体可控，合作为主，对抗为辅。如今，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处于这个世界体系分类里面的中国这一边，而香港制度优势又高度依赖于西方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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