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大湾区机遇等同失去未来全球化的高地
中评社记者：随着疫后两地恢复通关以及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脚步加快，您认为应该如何妥善处理好两地交流合作过程中出现的摩擦问题？
田飞龙：融合发展是十八大以来中央推进“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完善建构的一个重要概念和重要原则。融合发展的挑战更多在香港这一边，过去是内地全面学习香港，通过香港来追求更好的现代化，而这种关系在融合发展中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家变成了主场，主动提出现代化、国际化的战略和议程，包括“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等，香港融入、介入、参与其中，要形成优势、发挥自身禀赋，这对香港的挑战更大，从观念到能力。粤港澳大湾区就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主要战略承载。
中央一直努力推动大湾区发展。从2021年到2022年，国家相继推出三个引擎性方案即“横琴方案”、“前海方案”和“南沙方案”，它们有一定的互补性，但都面向港澳，通过港澳连接世界市场。在这种新的战略和经济发展空间中，融合发展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富有吸引力的概念。谁能抢先在融合发展中找到定位、找到优势、找到空间，谁就会在未来新一轮全球化中拔得头筹。从抽象的国家战略变成具体的政策引导，或者说落实到具体的项目级安排中，确实需要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广东地方政府之间凝聚共识和积极推进，把实实在在的成果和成绩单展示给港澳社会和国际社会，用实践和事实的力量证明大湾区机遇是名实相符的。
我建议，一方面，香港在教育宣传层面，应对大湾区和融合发展进行更加立体、准确、持续的宣传动员。特区政府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政策责任，要拿出一系列的“政策包”，支持企业和专业人士在融合发展中找准机会转化优势。进入大湾区的专业人士，包括一些资本，他们越早收获成绩单，对后续跟进者就越是一种激励。另一方面，从中央层面来讲，国家有政策性引导配置的责任。大湾区从要素型开放转向规则型、制度型开放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及高标准建设，要让香港资本和专业人士看到，大湾区将来会是全球化最高标准，无论是技术标准还是制度标准。失去大湾区的机遇，就失去了未来全球化的高地。
就长远之计而言，在香港教育体系里面，尤其是中小学教育中，应当有一种融合发展与香港未来命运紧密相连的价值观教育，使香港的青少年能够较早确立一种观念：融合发展就是香港人的机遇，融合发展就是香港人的未来。这样既能解决人心认同、人心回归的“老大难”问题，又能够引导香港青少年以及他们家庭较早地在其学习教育和专业的选择上对标大湾区，使香港融入大湾区成为一个源源不断、代际连续的过程，这也为“一国两制”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一种可靠的社会基础和教育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