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观点是，中方学者强调，当前中美两国共同承担和平发展大国责任的紧迫性。当前世界正处于新一轮动荡变革期：疫情的长尾效应、气候变化以及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动荡，使全球和平和发展面临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挑战。但同时，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等大趋势仍然难以在短时间逆转。因而需要中美能够顺应大势，登高望远，共同努力构建一个稳定、健康中美关系的新框架，包括如何遵循和平共处的原则、谋划新的全球安全和战略稳定，以及防止双边经济关系被进一步意识形态化、武器化等。中方学者提出，当前美国战略界、政界存在的零和思维及对于霸权的焦虑与躁动，是不利于中美关系稳定的。
陈东晓说，“基辛格博士最近在他的新书《领导者》当中，特别提到在过渡阶段中，国家领导者的作用极为关键，尤其需要领导者能够登高望远，洞察秋毫，包括进一步引导人们来认识人类社会可持续福祉的源头有哪些，如何防止这些源头的衰败，既往的经验如何继承和弘扬，以及哪些需革故鼎新，如何确定人类社会新的目标，又需要如何与时俱进的调整，并摒弃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等等。基辛格博士的这些警世之言的确值得美方领导者深思。”
第四个观点是，中方学者进一步提出要深化交流及引导舆论。当前，中美智库间交流不仅不可或缺，而且至关重要。两国智库需要就双方各自、尤其是对方的战略和政策，向两国的公众进行专业、精准、负责任的解码与阐释，使得中美双方能够更加准确地认识对方的战略意图以及政策走向。中方学者提出，当前，美方尤其需要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国家发展、外交、安全等战略；需要对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进行全面、完整、准确的理解。另外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是，中美智库和学界要共同研究，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下，双方政府以及智库，如何在把握公众舆论走向的同时，有效引导各自舆论，为两国政府间的良性互动营造相对有利的舆论环境。
最后，陈东晓表示，中方学者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动荡和不确定表示出高度担忧与关切，也对美国政府当前是否有足够能力和意愿主动停止破坏中美关系的基础表达了怀疑。同时中方学者也表达了要进一步加强中美各界，特别是加强双方学界、智库界交流的积极愿望。我们也期待中美两国智库的这种联合研究、相互对表的模式能够在中美学界得到进一步的推广，持续为两国政府和公众提供专业的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