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七大方向中，有些有优先顺序，有的是现在即可以推动，有些是必须由两岸共同推动，有的则是北京可以率先实践。例如，在推动“华元”做为计价单位方面，北京就可以率先启动货币统合；在使用“中华卡”做为台湾民众前往大陆的身份证明或工作许可文件，以强化两岸身份认同方面，北京也可以开始推展。在文化统合方面，北京可以将学者建议的157个简体文字先行还原，并启动繁简并用的政策，以方便两岸文化认同的接轨，两岸也可以共同编写现代史，推动深层的文化与教育交流，进而建构两岸文化共同体。这些工作都不需要两岸签署和平协定即可先行开始。
透过以“一中三宪、两岸统合”为内涵的和平协定的签署，让两岸的政治定位与未来目标可以确定，双方都不必再耗费精力在互相猜忌，可以进入更深层的互信合作，共同推动两岸在国际间的共同参与，以及彼此在军事上的互助合作。透过统合体（共同体）的建构以及共同政策的实施，让两岸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共同治理。
从1981年开始接触德国问题，到现在已经近三十年了。这三十年可以算是我生命中最壮年的时刻，在工作层面，初期，我在“外交部”参与的是一场与北京的外交零合战役；再来，我进入“陆委会”，与北京是既合作又斗争；最后回到学术界，与大陆朋友交往，时而共同探讨两岸关系的波涛诡谲，时而共同找寻两岸关系的发展基础。在知识层面，这三十年中，我不断的在不同知识上探索，期望能够为两岸关系找寻学理上的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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