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2019年5月蓬佩奥会见李柱铭、罗冠聪、李卓人、吴霭仪、麦燕庭等人，据罗冠聪在一本书的忆述，几人到达大楼后，保安人员逐个核对多日前提交的护照资料，并要仔细搜身，花了半小时才可进入大楼内。进入会议室后，几人坐在桌的一边，蓬佩奥和幕僚坐在对面。不仅如此，2019年9月，佩洛西会见黄之锋等人，安排和事后都类似。
显而易见，以高调会见方式去达到支持乱港势力的目的，是美国当局的惯常做法。但单单会见一个人，甚至要屏蔽所有其他人的见面，则是极其罕见的。若非有重要身份、重要任务、重大需要，贵为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又岂会“拨冗相见”？
事实上，回顾2019年至今，美当局“唯二”“单独会见”过的香港人只有2人：一个是罗冠聪，另一个就是黎智英。罗冠聪那次会面比较特殊，地点是在美国驻英大使馆，时间在2020年7月21日，但美方在会后公布了一张照片。
唯独黎智英的那次会见，除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非常简短的几句话外，就没有任何消息，更无照片。直到5年后黎智英自述，外人才知道这是一次“单独密会”。到底会上谈了什么内容要如此神秘？众所周知，2019年7月是一道分水岭，修例风波之所以演变成黑色暴乱，正是从7月开始。到底这次会见与其后的香港形势有何关联？公众不得而知。
第二，提出“制裁”的恶劣先例。黎智英在早前的作供时曾称，没有在访美其间谈到“制裁”一事。但庭上的对话已经清楚地说明，有人在“单独密会”期间“建议”美国制裁内地及香港特区官员。到底是“建议”还是“乞求”，外人不得而知，但事实却是，当年年底，美国通过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香港作出一系列的“制裁”决定。到底两者有无直接关连，在没有新的证据指证下，市民同样不得而知。
市民不得而知，是因为许多事件真相未全面公布，但作为当事人，亲身经历了许多事件，黎智英“不记得”的次数和频率，则显得太多、太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