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顶级的生源，想要在知识密集的高科技研发与生产方面获得长足发展，只能求诸外来人才。而大量外来人才的介入，又会遭遇本地相关组织的抵制。目前在引进医务人员方面遇到的阻力，是大家都已经看到的。
工业化基本上没有“弯道超车”的可能，目前所有成功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国家或经济体，都是一步一步地从初始工业化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然后在技术积累、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共同作用下，进入对创新发展需求大增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后的信息产业阶段。
香港的再工业化面临技术积累、人才培养和成本控制的多重制约。首先是香港在回归前对珠三角的制造业大转移，虽然迅速通过内地低廉的劳工成本、土地成本和环保成本得到了大发展，为香港经济集聚了大量财富，但是也终结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的制造业在香港的生存与发展；再有当时的特区政府相关管理者不知道为什么，将原本拥有的高科技产业基础逐步铲除。世界著名的半导体公司摩托罗拉曾经在香港设厂，我2000年9月曾经专访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副总裁杜纪彭。我当时从生产线外面的窗户望进去，那些制造芯片的机器大约上百台，据说一台就要好几百万元。但是由于缺乏产业政策支持，摩托罗拉最后只能关闭大埔的半导体工厂，技术人员流散。可以说，无论技术积累还是人才储备，香港目前都难以满足对创新要求极高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需求。
这就使香港出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矛盾状态：香港的人力资源成本、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成本和土地资源成本已经超越了大部分成功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国家，但是香港的技术积累和人才培养，却无法满足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的知识密集产业的需求。就是说，以第一次工业革命水平的技术储备与人力资源，无法真正规模化地展开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的产业竞争；而以第二次工业革命水平的薪金水平，生产第一次工业革命水平的产品，会因为成本太高而导致产品被市场拒绝。
所以，香港如果想要真正推动高科技的研发与高附加值的再工业化，不仅要有方向选择的精准，更要在人力资源、技术储备和土地资源等诸多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综合治理”。
福利陷阱和利益藩篱的问题 必须得到高度重视
我们不得不佩服港英政府当年利用福利给回归后的特区政府深挖陷阱的“深谋远虑”。我当时外派香港重点采访回归新闻，1995年11月14日，港英政府社会福利署署长、爱尔兰人冼德勤以《香港的社会福利制度——世界顶尖的制度》发表演讲。他表示，当时香港社会福利的提升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1995年的社会福利开支是五年前的2.5倍，年增幅达27%。根据当时港英政府的规划，到2000年香港的社会福利服务将达到第一世界国家的标准。当时在香港GDP平均增长5%的条件下，福利增长连续五年增长27%，5年复利计算下来，等于是香港的福利增长了330%。我当时亲身感受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陈佐洱“车毁人亡”论在香港掀起的波涛，当时只觉得港英政府试图通过慷特区政府之慨拉拢市民，力图延续其影响力，后来则发现这个福利陷阱对香港的竞争力危害极深。多年后陈佐洱在文章中透露，当时他们“详加研究，发现英方早已将扩大香港的福利开支纳入其实现‘体面撤退’的重要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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