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和香港有相似点的是新加坡，新加坡的劳动力也不足，但采用的手段跟香港不一样。据悉，如今新加坡有500多万人口，本地公民只占370多万，外劳约170万，人口结构中有超过1/3是外劳。新加坡通过大规模引进外劳来维持经济产业结构，新加坡能保持20%以上的制造业，是建立在它大规模剥削外劳的基础上，这是一种特殊的制度设计。香港没有办法克服利益集团捆绑而大规模引进外劳，唯一对外劳开放的行业就是家政，包括建筑业在内的其他行业都没有大规模开放。
早期选举时不敢得罪工会，害怕这些人投票都转到反对派那边去，不敢大规模引入外劳。今天政治上已经没有那么多顾虑，但对引进外劳还是采取一个很保守的态度。可见，在和各种利益团体博弈时，香港政府处在一个非常弱势的状态。
香港需要从管治结构和管治能力上有所变革
这个状态下，想要推动由治及兴、政策上推陈出新，是一个艰巨的挑战，需要香港特区政府在管治体制上进一步改革。当然，这不仅是特区政府的任务，也需中央政府主动谋划做好顶层设计。
当今体制下，推动新变革或培育新增长点比较困难。“十四五规划”赋予香港八大中心定位，香港也愿意培养相关产业，摆脱“积极不干预”思维。但就我做过的调研来看，发现整个政策的本质不是产业政策，而是一种被动的资源分配政策，这令人感触很深。当某个产业需要支援，政府会拨款财政成立基金开放给业界申请，完全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同时因为用政府财政拨款，审批上又保守谨慎，不能乱花。整体来看，钱花出去了，政策的效果不太理想，科技和文化领域很多新政策就是如此，政府主要就是两个手段，一方面是拿一笔钱出来资助业界，另一方面就是分配场地或空间。但资金和场地的使用需要由政府审批，这个流程注重公平性但很低效。
特区政府下一步如果想真正提升管治能力，推行大众关切的重大政策，在土地房屋、民生等问题上有所突破，还是要从管治结构和管治能力上有所变革，这需要中央和特区政府两方面在顶层设计上有一些新思维。这个工作对中央也是一个新课题。中央也很关心香港问题，领导人来港视察时都经常提到要“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港媒也在迷惑，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是什么东西？讲了这么多年，大部分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因此我认为首先是管治上有所变革，才能解决政策层面创新改革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