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我分享的主题，我认为“爱国者治港”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把“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处理好了、理顺了。基于回归25年的历史经验，“一国”与“两制”之间存在这样的一组辩证关系：当“一国”守不好的时候，香港就会变成“两制”的累赘；当“一国”守好的时候，香港就会变成“两制”的财富。因此，我们要重新审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这八个字的意义。过去我们常讲，内地吸收大量香港的资金、管理、专业服务等，这些是4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内地最需要的东西。但到了今天，“国家所需”是什么？香港又能提供什么？我个人以为，必须要包括“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部分。我认为，新时代的香港应该更加自信，当“一国”守得更牢、更坚定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爱国者”既能治好港、也能治好国。最近几年我们常讨论“融合治港”的概念，当初是考虑到香港因为“一国”没有守牢，或者缺少一些宏观、战略、全局思维，需要引入更多的内地经验、国家观念来补充到整个治港团队中去。不过，鉴于最近的一些国际形势、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其实“融合治港”也可以是双向的。我们要认真看待这样一种可能性：未来，香港能不能为内地深化改革开放、提升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多的制度上、治理上、社会建设上的正面经验？“中国式现代化”是否要更多汲取香港“一国两制”的正面经验？这是我的一些不成熟思考。
郭至君：当前，香港已经迈过“由乱到治”，进入“由治及兴”的阶段，我想，接下来我们需要开始理顺香港的一些政策。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是“爱国者治港”，因此怎么“治”是非常关键的。不可否认，香港政府内部原来的确存在一些繁琐、死板的问题，我认为这是需要检视、反省的。因为如果政府无法高效施政，那么很多问题即使有好的建议被采纳了，到达具体层面之后也是落实不下去的。李家超在首份《施政报告》制定了110项包括关键绩效指标（KPI）在内的指标，计及各分项指标多达223个，但当中并没直接针对问责官员的KPI，这也是需要再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港府官员和公务员们在心态上需要更积极改变，思考如何把香港当做自己家去治理，得有这个心态，香港才会越变越好。总的来看，如何落实好的提议、政策，港府公务员心态方面如何转变，到底如何才能培养我们真正接地气的“爱国者治港”人才，都是需要各方集思广益，充分讨论的。
张爽：李克强总理说过一句话，“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内地政府的施政满意度近几年提升比较大与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比如过去办证件要跑好几趟，现在在线上就能完成，老百姓自然会感到更满意。香港其实是一个治理能力很强的城市，公务员的廉洁度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为什么现在居民对施政的满意度下降了呢？我认为技术的因素要引起重视。香港现在其实也处在一个信息技术发展的窗口期。所有的经济发展都是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带动的，香港已经错过了一轮过去十年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机会，在内地城市，尤其是深圳已经实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高度线上化的时候，香港的线上化水平还相对比较低。如果香港还是不能抓住现在这一轮“互联网＋”的机遇的话，可能机会窗口就会关闭，香港与其他城市在这方面的差距会拉大。这也是香港应该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抓住大湾区发展机会的一个重要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