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界工厂不再廉价 发展已至拐点
1、世界工厂受困 中国制造面临严重危机
可以这样说，富士康事件代表珠三角廉价劳工已迈向终结时代，也是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角色的一个终结。“世界工厂”是对19世纪英国的赞誉，但对于21世纪的中国，“世界工厂”并不是个褒义词。19世纪是工业大生产时代，具有最强工业生产能力的国家就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当年的“世界工厂”也是“日不落帝国”。然而在21世纪，世界经济已经不再是工业为王的时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名号只是“代工厂”的另一种说法，是低附加值的代名词，而绝非强国的标志。（上海解放网）
在“中国制造”的发展历史上，富士康跳楼事件、本田罢工事件将是一道分水岭。近期，福建、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涨幅皆在10%以上，一些省份甚至超过20%。国内11个已宣布上调最低工资的省份，平均涨幅为17%。一直引以自豪的中国制造业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北京《证券市场周刊》）
而过度依赖低廉劳动力的富士康正是整个中国制造业的缩影：没资金、没技术、没品牌，只能贴牌生产。尽管衣食住行随处可见“made in china”，却都是“国外知名品牌”（中国商务部的报告表明，目前国际市场上中国名牌产品所占比例不到3%），中国只落得一个“世界工厂”（更准确的评价应是“加工厂”、“生产车间”）的名声。中国制造业规模庞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统计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所占比例已达15.6%，仅次于美国），但不挣钱，或者是干多挣少，动辄掉入“8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A380”的市场交换，拼尽力气耗尽资源去赚那利润中的1美分，却被“国外知名品牌”轻轻松松拿走其余99美分，无奈感叹“人家吃肉，我们啃骨；人家吃米，我们吃糠”。（美国《侨报》）
2、破除廉价魔咒 “中国制造”要成“中国创造”
众所周知，对一家现代企业而言，一般拥有六个环节：第一是产品设计，第二是原料采购(供应链)，第三是生产环节(品质或质量)，第四是顾客确认(专业化)，第五是品牌建设，第六是终端渠道。对于一个产业而言，也是如此。放眼当今世界贸易，美国人在卖专利，欧洲人在卖技术，而中国人停留在价值最低、也最没有效益的生产环节，只能卖产品。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资金、技术、人才、市场均缺乏，只有大量廉价劳动力，采用劳动密集型生产、贴牌加工、三来一补等形式抢占市场，尚情有可原——中国正因此用30年完成了别国需要100年、200年才能完成的事情。但长居世界产业链的底端，完全依附于客户，靠订单生存，中国企业只会丧失竞争力和话语权，除了辛辛苦苦为他人作嫁衣，使中国工人的就业受制于订单的多少，更导致“中国制造”屡屡成为贸易纠纷的替罪羊。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低价格的生产要素环境随时产生新角色，“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缺乏核心竞争力，根本不是一劳永逸的“杀手锏”，不具可续性。而且，随着“中国制造”越广泛进入外部市场，此种风险越大——如今连效仿中国发展模式的盟友也开始抱怨人民币，就是警示。（香港中评网）
中国制造业的出路在哪？如何超越“我有人也有”的以低廉劳动力为主的低成本优势，占据“我有人无”的优势，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高层早已指出，要从“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并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从制造到创造，仅一字之差，却代表着从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迈进，意味着中国企业要摆脱按客户订单按时保质保量生产的被动性，围绕品牌研发和营销等高增值环节发挥主动性；意味着要告别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时代，转向依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如此，企业才能拥有核心技术，才能具有活力和战斗力，赢得广泛市场，并提升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形象。（广东大洋网）
3、政府还利企业 利益分配格局期待大变
遍布世界的“中国制造”带来中国经济的起飞，然而，成就“中国制造”的最大功臣，是那些成千上万拿着低廉工资、从事着超人工作的工人们。中国已经到了告别这个时代的时候了。中国经济告别廉价劳动时代并不可怕，怕的是政府不能着眼长远利益，只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美国《世界日报》）
那么，提高工人薪酬会不会降低企业利润空间，赶走投资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此前大陆的企业虽可以向工人支付较低的薪酬，但其管理成本（包括各种接待开销等），以及向政府有关方面支付的税外“费”却不低。政府在要求企业加薪的同时，必须将企业的各种“费”降下来，向企业“让利”。（香港中评网）
中国当前利益格局不平衡，不仅是劳资双方的事，更牵涉劳资政三方。在利益分配中，政府应该把自己的那一块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政府拿得少一点，劳动者和企业就可以分得多一点。简言之，就是“化税为薪”，这是让利于民的路径之一。（海南《新世纪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