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早期的广东，既是荒蛮之地，也是充满了无限可能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移民建造而成的。不但广东是这样，其实香港也是这个样子。在中国的近代革命之中，无论文化人也好、革命志士也好，都是在粤港澳三地出出进进的；这种移民的或者说是不稳定的人口构成，就给这个地方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具有一种非常活泼的生命力。因为凡是来到这一片土地上的移居者，都是中国人群体中最少恋土思想、最富冒险精神、最讲求实际的一群人。有一个电视节目说，广东或者说客家，都是出很多大人物的地方。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广东人出革命的主张，江浙人为革命募捐，湖南人去流血。
而事实上，广东的确是在每一次大的变革中，都会提出新的东西；但是往往过了这一段就不提了，或者是人们忘记了，只是在再度总结历史的时候才来提。从这个角度说，广东是挺委屈或者说挺吃亏的，因为广东没有将自己提出的新思想、新观念、新主张张扬下去，应有的地位得不到广泛的认同。这一点，在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过程中，对于我们搞这一行的，也是需要注意的。
有水的地方，一般都是开放的地方，或者说是一个城市或都市容易建成的地方。有了城市或都市，就有市民；有了市民，就会有市民文化的产生。所以这种平民性的诉求，与文化意蕴的结合，在我们粤港澳是契合得比较好的。这种平民文化是一种很轻松的、很愉悦的、讲求一种生活质量的文化，虽然不怎么追求丰功伟绩，但目标是追求生活越过越好。从这个方面来讲，都市文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应该说，这也是为什么广东的文化与上海、北京的文化，属于一种完全不同的风貌。粤港澳三地的城市化的进程，是发展比较早比较快的，因此这种平民文化的氛围也是营造得比较充分的。我认为，都市的文化、都市的文明，对这种市民性的影响非常大。
我们常常讲，广东人一出去，就觉得很不适应北方文化；而北方人来到南方，也觉得方便是方便，但是总觉得秩序是不一样的。我想，这可能与平民性的张扬与否，有着很大的关系。
三地开放性与主体性的兼美
我们经常提到，开放、兼容、务实，一直是珠江文化的一种标签。这种特征，是与整个文化氛围有关的。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三次大的移民潮：第一次是闯关东，第二个是走西口，第三个是下南洋。这三大移民潮，前面两个都没有改变中国农民的根本生存问题，也可以说是不太成功的；似乎是越闯关东、越走西口，反而越穷。但是下南洋的移民潮则比较成功，广东的华侨文化之所以这么发达，原因就在于广东的华侨在世界各地的人数是非常庞大的。整个中国有三千万的海外华人，广东这里就占了两千万。仅仅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开放性就是不言而喻的。
之所以讲开放性与主体性的兼美，这个主体性无论是广东、香港，还是澳门，都有各自很明显的特点。如同我们听说的岭南风格，为什么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红了樱桃”肯定是指北方，“绿了芭蕉”肯定是指广东这一片土地，因为芭蕉树肯定是南方才有的。
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有岭南文派、岭南画派、广东音乐戏曲，这种文化的主体性，从广东来讲是很明显的。
而对香港来说，从80年代开始，他们在文化界发起了这么一些运动，就是寻找香港自己的故事，也就是思考香港自己的故事该如何说。因为在80年代以前，香港文化界认为，他们是没有自己的故事的，而香港文化被人们说得千奇百怪。可以这样说，香港被认为是所有荒诞不经的故事的受体。外国人看香港，就是李小龙或者后来的《大班》，还有山顶上画的那些骗外国人的帆船，还有苏丝黄那种妓女文化造成的标签。
因此从80年代开始，他们开始寻找香港自己的故事，寻找香港自己的本土文化。因此电影界当时就有王家卫的《阿飞正传》，还有国画“蝶恋花”，话剧《我是香港人》。从这些行为，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寻找一种文化的主体性。我们从现在香港的一些影视作品，可以发现他们已经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香港的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甚至是90年代。
20世纪的后半叶，香港是产生很多很多故事的地方。但问题是，以前香港的故事，都不是香港人自己说的。故此他们在80年代开始积极寻求香港文化的主体性。
而澳门文化也有其很独特的风格，澳门人的那种自足的精神状态，也是值得其他地方的人加以借鉴的。澳门文化界有些人认为，澳门就好像香港的一个离岛一样，是一种离岛欲望的折射。澳门虽然有自己的机场、电视台、电台、报纸，但是我估计98%的香港人、大陆人到了澳门，还是会看香港的电视、报纸。但是他们的文化人也不着急，其实这种自足的心态对现代社会来说，也是很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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