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

“拆迁市长”离开后的大同

http://www.CRNTT.com   2014-12-23 12:37:32

隐性逻辑 　　“沾了煤的光，倒了煤的霉”，是大同人对于自己身处的城市的准确评价。 　　崔志回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同有相当好的工业基础，而且产业比较多样化。化工、纺织、医药、建材、水泥、机械加工等方面的工业水平都比较高，就连火车、汽车，大同都有能力生产。 　　后来煤炭业崛起，各行各业的资金都被巨大的利润诱惑吸走，煤炭以外的产业迅速没落。 　　煤炭产业污染了环境，让空气中飘满尘土，城市蒙上厚厚的灰尘。同时，煤炭产业又不能让普通老百姓分享收益，产业单一化还渐渐产生了难以计数的失业人口。更严峻的问题是，“一煤独大”的局面也渐渐难以为继，煤炭资源呈现出枯竭势头。 　　所以，21世纪的头几年，大同人都处于疲软、无力、绝望、麻木的状态中，有钱、有能力的精英大量逃离，无法离开的人们也用尽办法把孩子送到外地去上学、工作。 　　“那就是一座‘烂城’，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大同了。”崔志说。 　　耿彦波对大同的再造，从拆迁开始，一到大同就获得了一个“耿拆拆”的外号，当时人们对他的作为并不认同。没有人知道，这种改变城市面貌的决心和行动，以及迅速出现的效果，正在悄然渗透进大同人文化心理上最敏感的领域，开始攻破自尊与自卑不断拉扯的二元心理结构。 　　耿彦波的宏大计划，其实是“抄现成”，就是把50年代初针对北京城的“梁陈方案”，在大同付诸实施。“兼顾古今，新旧两利”，以南北走向的御河为界，东边建立新城，为现在的御东新区，西边保护老城，试图将大同古城墙内3.28平方公里区域恢复到明代时期的面貌。这必然涉及大量的拆迁工作，以及巨额资金需求。这对任何一个经济落后的城市而言，都意味着政府大量举债。 　　“一开始我是很反感这么做的，政府举债，始终要还的，将来还是老百姓去承受代价。”哲夫说，自己的亲友都在大同，许多亲友也是拆迁当事人。“我原本以为他们也会反对，谁知道一说起来，我发现自己是孤立的。我在家族中一直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人，但在对耿彦波的评价上，没有一个人认同我，一直争执，也看不出有谁要对我妥协。” 　　古城墙内，需拆迁16万户，到耿彦波离任的时候完成了13万户。哲夫的姐姐家也在拆迁范围内，她说：“就是吃点亏，我也愿意，我就是支持耿彦波干这件事，他把大同整得漂漂亮亮，多好。” 　　拆迁，这项在任何地方都最容易激起社会矛盾以及官民之间激烈对抗的工作，在大同却相对顺利些。 　　耿彦波的城市改造计划，其实在修复着大同人文化心理上的伤口，这是在这一过程中最容易被忽视又最不应该被忽视的隐性逻辑。 　　古城之内被拆除的，是一些成片的老房子，密密麻麻，衰落破败，许多已经沦为危房。崔志说，住在里面很不方便，没有暖气，买煤、买菜也很麻烦，但里面住着的又都是穷人，买不起新房。耿彦波的造城运动，事实上也迎合了这些老百姓改善生活条件的需求。 　　老杨原来在古城内与同事合住着一个破败的小院子，产权也不属于自己。耿彦波的拆迁，先给他确权，然后自掏14万元，获得了一套117平方米的洋房，如果按市场价购买，这套房子不含装修就要55万元。“我一把老骨头，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没想到最后还能赶上住新房。” 　　而“梁陈方案”得以在大同成为现实，其基础也正在于大同原本的落后，这让拆迁成本和社会矛盾都能控制在可以承受的程度。 　　这是大同这座城市5年巨变的矛盾之处。5年之内，一任市长，快速塑造一个全新的城市，看上去这是标准的政绩工程，但它却与市民心理和现实的需求暗合。 　　古城重建，新城崛起，环境迅速好转，大同人集体的自信与自豪，逐渐复归。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