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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同盟50年，向何处去？

http://www.CRNTT.com   2010-02-02 14:40:03

加藤：谢谢您对战后美日关系史的回顾与梳理。探索“美日同盟”就必须从对历史的视角和对变迁的关注出发。概括地说，50年前签署的（新）日美安保条约的“敏感性”反映的是它的重要性、战略性和历史性。日本经过二战的惨败，国土变得一片废墟。使得日本走出战败，回归国际社会的《旧金山条约》与美国（GHQ）对日占领是密不可分的。美国对日占领的目的主要体现在“民主化”和“非军事化”。外交官出身的吉田茂无疑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接受美国对日“改造”，这是自从1853年美国“黑船”来到日本港口浦贺以来的第二次对日“开国”。日本就不得不走把安保委托给美国，集中建设经济的道路，却确保了“政体变，国体不变”的“民主主义——象征天皇制”的体制。  　　吉田茂至今仍然是战后最受尊重的政治家之一。他在探索如何使国家走出战败和孤立的考虑下采取的战略是：在安保上谋求美国的支持，与美国“共管”祖国的安全保障，以此为支撑，官民一体集中发展经济，即解决老百姓的温饱和小康问题。日美安保条约和日本经济腾飞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前者为后者铺开了基本道路。战后20年，被美国保护的日本经济达到令美国想到“日本威胁”的水平，随后哈佛大学的著名学者傅高义教授出版了《日本第一（Japan As No.1）》，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日本人勤奋劳动，使得祖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也实现了具有高水平的教育、福利体系的现代化国家。这一切与日美安保条约的持续和更新是分不开的，经过1985年“广场协议”，日元升值，房地产就像今天的中国走向泡沫，结果崩溃，几乎同一时间内，冷战崩溃。后冷战时代的今天，美日安保仍然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石，成为了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的最大成就。  　　必须弄清的一点是，美日就像中苏似的，双边关系的性质绝不是形成所谓“一边倒”，而是处于动态之中，更处于不确定中。安保条约的签订自从1960年那一刻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左派的政党、言论家、大学生（尤其东京大学的学生）都上街反对签订安保条约，当年的首相岸信介用武力“镇压”学生抗议活动，是很有名的故事，也是战后日本史上的“污点”。驻日美国军人的“丑闻”也是容易引起日本国民“反美”情绪的动机之一。1995年9月4日在美军最多，其基地最大的冲绳县，3名美国海滨队员绑架12岁的日本女小学生，并行使暴力、强奸。这些事件也不断使得日本政界和舆论界思考如何调整日美军事同盟的内涵和实质，促进了驻日美军转移议题的进展等。  　　那些主张“普通国家论”的政客们，除了日本的战略抉择之外，还有很大程度上抱着情绪的因素，认为“我们的经济甚至超过美国的水平了，还乖乖服从美国干吗，为何不能采取独立自主的国防政策，为何不能以自己保护自己，难道是正常的主权国家吗？”对于一个追求“民族自决”的主权国家公民来说，这是本能反映，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可以说不》等书籍直观体现了他们的心态和不满。  　　如今，在战后首次正式“政权交替”后引起轩然大波的驻日美军迁移问题，都是日美安保条约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鸠山由纪夫在被联合政权的需要、美日外交关系、中央与地方之间分歧等因素纠缠，极为被动地决定今年五月之前决定普天间军事基地的迁移前景，美国虽然不满，但也无奈中接受了。据有些消息，在今年11月，奥巴马总统出席在横滨举行的APEC会议之际，日美将发表仅次于1996年“新指针”的“新安保宣言”，两国当局正在磋商中。冷战结束后经“新指针”直到现在，美日关系始终处于磨合期、过渡期以及转型期，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过什么河呢？即在准确把握美日在双边、地区、全球上的战略共同基础的前提下找到自己的位置，满足各方国家利益需求的同时，维护地区安全，奉献于世界和平。民主党新政权上台之后对美日同盟关系所应用的“深化”一词，意味深长。磨合、过度、转型中的阵痛和成本是同盟关系必然要承担的代价。  　　美日关系不像有些人光从“遏制中国战略”的角度评价那么简单，是使得日美两国必然承担“喜怒哀乐”的，有利弊的产物。对日本外交来说，世界越全球化，中国越崛起，越需要美日同盟。对美国外交来说，日本在远东的地位依然最重要，甚至越来越重要。对于安保条约的修改，很饱受争议，但最大动力还是来自中国崛起和东亚安全格局的不确定，包括朝核问题和台海局势。在“新形势”下要不要修改安保，我认为既是“需要”，也是“必然”。您觉得，美日同盟今后向何处去呢？作为一个“外因”，中国因素又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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