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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美国霸权软权力兴衰之道

http://www.CRNTT.com   2018-05-06 00:10:29

美国霸权的“民主制度性”显然源自美式民主，有其国内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作基础。美国的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及总体上反殖民帝国主义的外交传统使美国总体上拒绝传统霸权的帝国性及其治理模式，或者说美式民主奠定了美国霸权的“民主制度性”基础。“美国是较早的成文宪法制国家，其长期的宪政主义政治思想对其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着深刻的影响。”〔6〕“这种政治影响使美国的霸权政策十分重视国际组织及有形与无形的国际规范与机制。”〔7〕伊肯伯里和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认为，美国霸权是“一个模糊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界限的延伸性体制”，即美国民主体制蔓延到其外交中，使它在对外关系中尤其是在与其欧洲盟国打交道时搞民主，通过制度彼此约束。〔8〕这种观点虽有夸张和溢美之嫌，但非全无道理。当然，美国霸权的“民主制度性”还有三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一是二战后以惨痛伤亡和巨大物质损毁为代价终于取得了巨大进步的人类社会再也不能容忍武力占领和殖民统治式的传统帝国霸权模式；二是美国国力遥遥领先和加入国际制度的国家大多是西方民主国家〔9〕；三是美国是精于大战略设计的国家，希望通过民主的制度方式把建立和维持霸权的成本最小化。 　　此外，美式民主曾长期享有较好国际声誉，成为不少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心仪和仿效的对象。尽管美国不顾别国国情的对外民主输出尤其是武力输出民主给一些国家造成损害甚至灾难，从而有损美国霸权软权力，但是基于其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对外民主输出也得到一些国家的支持和接受，一定程度上又有利于增强美国霸权软权力。尽管实际上美国对外政策以现实主义为主，在制度霸权之外也搞分而治之、离岸平衡，长期从事隐蔽战争甚至打代理人战争，但是作为西方“自由、民主、法治、多元、开放”公民社会的主要代表，美国长期以来以传教士的救世使命与激情输出美式民主，在对外关系中强调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其外交具有比较强烈的自由国际主义特性和理想主义色彩，与历史上欧洲列强主要在均势政治中纵横捭阖和争夺海外殖民地的现实主义霸权外交明显不同。正是这种不同使美国在世界上赢得了一定的价值感召力，一度占据了道德高地，为它赢得了历史上其他霸权国无法赢得的不少国家的价值认同与意识形态追随。假如没有“威尔逊主义”和佛兰克林·罗斯福经过“四大自由”演说和《大西洋宪章》之类宣言提出并弘扬的基本价值，美国即使有首屈一指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难以拥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呈现出的那种世界权势和影响。〔10〕美国前总统卡特自豪地说，“什么时候道德和保卫自由民主的决心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得到最为明确的强调，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就最为强大而有效。”〔11〕 　　所以，美国参加二战后，它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之一，而且成为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在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期间，美国的软实力大于苏联的软实力。虽然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逐渐壮大，但是不少国家在美国影响下走上西式民主道路，加入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经过战后近30年的美式民主扩展与共产主义发展之间的拉锯，到1974年“民主化第三波”开始时，基本符合美国标准的“民主国家”达到39个。到1995年“民主化第三波”达到高潮时，“民主国家”增加到117个，在191个国家中的占比达61.3%，这一比例在1974年是27.5%。〔12〕冷战结束后初期，无论纵向看还是横向看，美国霸权软权力皆无与伦比。 　　二、美国霸权软权力衰于美国霸权“民主性”之积极面式微 　　世纪之交，美国霸权在暂时单极世界中登峰造极，其软权力空前强大。然而，“9·11”后，美国霸权的“民主性”之积极面不断式微，导致美国霸权软权力持续下降。这是因为：小布什任内美国内政与外交的“新帝国”化侵犯美国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侵蚀美国社会繁荣稳定的基础，损害美国霸权的“民主制度性”的国内民主基础，而奥巴马任内美国凭藉美元霸权大肆转嫁经济危机，“特朗普外交革命”则使美国外交急趋狭隘民族主义化，这些都削弱了美式民主的国际影响和吸引力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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