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第二次大修程序正拉开大幕，据透露，今日接受立法机关首次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亮点频频，多有突破。其中之一就是，在证人作证方面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只限于父母、子女和配偶)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草案的这一规定被舆论解读为拟摒弃“大义灭亲”，如果此条得以通过，长期以来在我国大力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将被颠覆，是一种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的规定。
在我看来，参与刑诉法修改论证的专家所透露的“近亲属可拒绝作证”，的确是对“大义灭亲”要求的放宽，但能否将其归纳为摒弃“大义灭亲”司法政策，恐怕仅凭这一条文还远远不够。不过，也应当承认，即使是只规定“近亲属可拒绝作证”就已经让刑诉法更加人性化，体现了管理和秩序让位于人性和亲情的社会文明进步，值得赞赏和肯定。
其实“大义灭亲”并非法律用语，只是习惯称谓。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被认为鼓励“大义灭亲”，其内容一是体现在作证义务上，二是体现在家人规劝、陪同甚至强制自首的鼓励规定上。因为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也就是说，即使你是犯罪嫌疑人的父母、子女或配偶，只要你“知道案件情况”就有义务作证，否则就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在这样的强制规定下，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不得不“大义灭亲”，忍痛证明亲人的犯罪行为，拱手交出犯罪证据，亲自将父母、子女和配偶送入监狱。与上述法律规定相协调，刑法认可近亲属“大义灭亲”的行为，规定了可以认定自首从而从轻或减轻处罚，或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予以考虑。可见，“一禁一放”构成了我国刑事法律之中的“大义灭亲”刑事政策。当然，还有社会舆论对“大义灭亲”行为的大力褒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