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国族认同”误用了民族国家理论，使用了本不科学的“四大族群”划分，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台湾人”概念进行了曲解和变造，不仅在政治上是完全错误的，在理论上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⑮“台湾国族认同”乃至于“两族论”利用了“民族”一词的多义性，混淆了内涵尚未清晰界定的“民族”、“国族”和“族群”等概念。作为“台湾国族”构成前提的所谓“四大族群”，本身就不是按照同一逻辑标准所作的划分。其一，福佬和客家是根据所使用方言和来源地进行的划分，本质上是方言亚文化群体，⑯幷非民族学意义上的族群。譬如客家是以客家方言（“客语”）为主要特征的群体，台湾客家群体主张将客家的自我认同建立在使用“客语”的能力上，亦即“不会说客家话的人还算是客家人么？”⑰与此类似，闽南语在界定福佬时起着重要作用，构成了福佬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主要特征。其二，所谓“原住民族”是台湾的少数民族，尽管台湾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一再声称台湾少数民族来自东南亚群岛，但经过严格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考证，相当一部分台湾少数民族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古越人后裔，⑱况且台湾少数民族在同祖国大陆的长期融合交往中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外省人中的大部分以及“本省人”中的福佬和客家都属于汉族，同台湾少数民族构成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其三，所谓“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划分依据幷不是民族因素而是时间因素。“本省人”实际上是1945年台湾光复前就已经居住在台湾的居民及其后裔，而“外省人”是1945年台湾光复后到台的居民及其后裔。只是由于1949年国民党退台后，“外省人”占据了岛内主要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挤占了“本省人”的生存空间，因而产生了所谓的“省籍矛盾”。台湾亦有学者体认到所谓“省籍”划分不过是时间上的标准而已，指出所谓“省籍矛盾”是移民先后来台所造成的社会资源分配出现紧张的结果。⑲至于作为“台湾国族认同”的“族名”符号的“台湾人”，更是一个被变造得面目全非的概念。从概念起源而言，“台湾人”本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区分台湾当地人和到台日本人（日本殖民统治者称为“内地人”）的概念，后被用于概括在台湾生活的福佬、客家、少数民族等群体。“台湾人”概念的提出，让生活在台湾的人群有了统一的名称符号，其实是相当于“湖北人”“新疆人”“福建人”等地域性符号，而非“汉族”“回族”等民族性符号，更非类似于“中国人”的国家性符号。
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谬误的“台湾国族认同”在台湾已经颇有市场。然而，民族的历史源自民族本身，而不是对民族故事的创造。两岸同胞同属一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不可能通过政治力作用或者一两种错误理论而被解构。“台湾国族认同”必将在祖国统一和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大势下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五、余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的统一使命
原西德学者为对冲东德“两族论”，形成了一系列应对理论，为最终解决两德问题、实现德国复归统一做出了理论贡献。今天，面对“台湾国族认同”的汹涌势头，中国大陆理论界有责任形成对冲性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原创性概念，深化和丰富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规律性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应对和驳斥“台湾国族认同”“香港民族”等“两族论”论调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目前中国大陆理论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的挖掘，主要集中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以及民族地区治理等方面，对于解决台湾、香港等历史遗留问题的关注依然不足。“台独”分裂势力提出的“台湾国族认同”理论，香港激进本土主义势力提出的“香港民族”等，都已经在民族层次为“独立”提供理论支持。这就要求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研究，应当高度关注涉台涉港的国家统一、国家安全和治理等问题，把“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正本清源，把两岸同胞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讲明白，把两岸对民族的共同责任承担好，对冲“台湾国族认同”“香港民族”等对国家统一的负面影响，以有说服力的科学理论构筑起抵御形形色色“两族论”话语侵蚀的堤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