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集会呈现线上与线下的结合态势
在近年台湾“民主转型”中，台湾青年同样不能置身事外，经常通过各类政治集会引发台湾当局和蓝绿两大阵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以逐步实现青年的群体利益或相关社会阶层的诉求。
近年来，作为网络使用的主力军和占据优势的社会族群，也作为智能手机的主要用户，台湾青年不单在政治参与态度上由“政治冷漠”转向“政治热情”、在政治参与动力上由“被动参与”向“主动参与”转变，还将这些政治集会进行线上与线下的逐步关联，利用互联网“线上动员、线下参与”，呈现线上虚拟环境与线下真实场景日益密切结合的态势。
具体而言，台湾青年组织的各类政治集会是这些青年或以青年为主的各界台湾民众为某个共同的目标或议题而组织起来，以会议形式表明其政治倾向或政治诉求，或支持、或反对，共同“呛声”，寻求台湾当局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与理解；也可以是台湾青年作为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机制性地参与到相关党派或政治团体的政治集会之中，向台湾当局和社会各界表达青年群体或政治派别的声音。
2023年7月16日，位于台北市中心地带的凯达格兰大道曾爆发一场游行示威，上万名台湾青年走上街头抗议民进党当局。游行期间，民众喊出“司法改革”和“居住正义”两大诉求，警方则估计有约2万至2.5万人参与游行。〔13〕参与游行示威的人士表示，现场多数是年轻人，这些台湾青年对民进党自2016年以来的治理业绩感到非常愤怒，感觉被民进党“骗得很惨”。这种状况实际也是岛内知名网络社交媒体PTT和Facebook平台，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长时间热烈讨论的话题，而今则是从线上（虚拟空间）的讨论与批判转为线下（现实社会）的集会游行。
（四）游行示威主张明确、诉求鲜明
在台湾，各类游行示威层出不穷，其通常是指包括青年在内的各界民众对某一社会事件、政治议题或政治决策，为了表达自身的纪念、庆祝、支持或反对等相关的立场、观点、诉求，在公共场所举行的人数不等、规模不等、影响多样的政治行为。
作为抗争型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参与游行示威的台湾青年通常会提出相关政治诉求、展示相关抗争标志，譬如“旗帜”、“口号”、“标语”等，便于及时、简洁、醒目地向社会各界表达政治主张或权益诉求。〔14〕在此过程中，台湾青年往往因自身的政治热情较高、体力精力较好而成为游行示威的先锋与主力，引发岛内各界对这些青年诉求的关切及主张的重视，进而影响甚至迫使台湾当局及有关部门调整、改变相关政治决策。同时，基于青年群体的“不成熟”、“易冲动”，时常也会见到由青年作为发起者和主力的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其自身政治意味不强、政治目标模糊，更容易吸引不同阶层的青年及各界民众的支持和理解。
自2020年5月至11月的近半年时间里，民进党当局曾接连引爆诸多争议决策，引发包括台湾青年在内的各界民众的不满和批判，如未与岛内各界做任何沟通，2020年8月底即“无预警”宣布2021年开放含莱克多巴胺（俗称瘦肉精）的美国猪肉和30月龄以上的美国牛肉进口，即所谓“莱猪”、“莱牛”。因该举措可能给岛内包括青年在内的各界民众生命健康带来诸多隐忧，故此遭各界强烈批评，民间团体还成立“民间反瘦肉精毒猪联盟”持续表达不满和反对。2020年11月18日，针对中天新闻台申请换发执照一事，台湾当局“通讯传播委员会”作出“史无前例”地“不予换照”决定，导致该新闻台被实质关停，引发包括青年民众在内的社会舆论沸腾。
作为对上述事件的政治回应，2020年11月22日，台湾各地以青年为主力的50多个社会团体和政党派别在台北发起游行。在游行中，民众举着写有“反莱猪”、“反莱牛”、“维护生命健康”、“新闻自由”等口号的标牌，反对民进党当局开放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和美国牛肉进口、粗暴驳回中天新闻台换发执照申请等不当施政。包含大量青年在内的逾5万民众参加了示威游行，〔15〕向台湾当局和社会各界展示自身的强大力量。
三、近年来台湾地区青年政治参与发展变化的影响因素
就不同国家和地区青年政治参与发展变化主要因素而言，通常包括宏观因素（社会政治参与及民主政治的成熟程度）、中观层面（配套法律法规及青年政治团体的成熟程度）及微观层面（青年个体政治参与的意愿与能力）。也有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社会地位、政治心理、政治机制与社会机会等是影响政治参与的基本因素。考虑到台湾政治经济的现实状况，本研究认为台湾青年政治参与发展演变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执政当局、社会政治组织、政治生态、大众传媒及青年个体等五类因素。
（一）掌握公共权力要素的民进党当局成为主要推手
2016年以来，民进党当局所制定和实施的各类政治决策直接影响到包括台湾青年在内的岛内各界民众，甚至也会对两岸关系及亚太地区局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民主转型”与“政党轮替”等政治生态不断演变的环境下，台湾当局的一些政策及其实施往往倾向“胜选”需要而日益向特定的族群和政治派别倾斜，呈现所谓“短期效应”、“选举效应”。在此过程中，台湾青年的部分合理权益往往被忽视乃至被损害，引发其民意反弹。
如民进党原本持反对进口美国“莱猪”、“莱牛”立场，但其2020年5月获得连任后，为推行其“倚美谋独”，竟于2020年8月底“光速变脸”，强推和放任美国“莱猪”及“莱牛”进口。这种“双重标准”及其“权力傲慢”、“谎话连篇”，成为民进党当局第二任期中，台湾青年对其施政失去信心的重要转折点。〔16〕接下来，有关“反对美国瘦肉精猪肉进口”、“公投绑大选”、“重启核四发电”、“迁移位于桃园的第三天然气接收站以保护藻礁”等“四大公投”，民进党当局在用尽执政地位和行政资源优势、使出全力动员之下，最终过关不易，更加暴露出台湾青年和中间选民所积存的浓重的反对情绪。
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长期侧重“拼选举”“拼政治”，导致诸多民生议题被忽视以至于难以有效解决，包括青年在内的各界民众存在大量的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等方面的诉求也需要民进党当局及时、稳妥地应对和处理。与之相对，掌握庞大行政资源的民进党当局的相关决策也影响到台湾青年对目前的政治体系、价值观念、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政治态度及相应的政治参与。
在2020年台湾领导人选举、高雄“罢免韩国瑜”及2021年“四大公投”活动中，为了争夺台湾青年的选票，民进党当局不惜违背“行政中立”原则，要求学校及台湾军事机构放“选举假”，幷出动返乡列车、校园包车等鼓励青年返乡投票。然而，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中，意识到因执政不当导致青年选票流失，民进党当局幷未如往年出台相关优惠政策，也未动员青年返乡投票，就连岛内军事机构也要求“正常轮值”，甚至放任绿营网军外围组织围攻新竹市中学生的模拟投票实践活动。〔17〕2024年1月的台湾“二合一”选举中，国民党和民众党之间的“蓝白合”议题也曾磋商了近半年，但却在最后关头无奈“破局”，其主要作祟者就是执政的民进党。〔18〕虽然包括青年在内的近六成的岛内民众希望“下架民进党”，但结果还是民进党“惨胜”，勉强维持继续执政地位。
（二）社会政治组织的实力消长成为直接推动力
社会政治组织通常包括政党、社团、工会、志愿者协会等，也是包括青年在内的各界民众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媒介和手段。在台湾，各类社会政治组织可通过不同渠道的政治宣传，向包括台湾青年在内的各界民众传播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认知、价值观念等，吸收和接纳包括台湾青年在内的新成员。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岛内政治党派对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年满20周岁而拥有选举权的台湾青年作为各类选举投票的特殊力量，不单现实中拥有选举中600余万张选票，且青年族群特别是“首投族”在政治认同、政治立场等方面的可塑性也使该群体有较强的政治吸引力。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能量”日益为蓝绿两大阵营重视，成为不同政党争相拉拢的重要对象，甚至抛出“谁赢得青年，就赢得了台湾未来”的言论。台湾当局防务部门曾传出在美国压力下有意把“义务兵役”的役期从4个月延长到1年，直接引发青年群体恐慌，成为2022年“九合一”选举中原本倾向民进党的青年选票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岛内各政治党派和政治人物纷纷面向青年族群制定和实施诸多措施，以吸引和拉拢青年选票。
这其中，国民党、民进党均加大了相关政策的吸引力度和宣传强度，不断吸引年轻选民为其政党造势。国民党曾在2006年成立直属其中央的“青年团”，建立严谨的组织制度，以“开放包容”吸纳更多青年。2018年“九合一”选举期间，在“韩流”（即“韩国瑜现象”）带动下，台湾青年群体对于国民党的支持度有所回升。2024年1月台湾“二合一”选举则显示，国民党对发展年轻党员和培养年轻菁英的重视程度仍然有待提升，大部分年轻人在蓝营、绿营、白营的各类比较中，逐步倒向了民众党和民进党。
曾长期“在野”的民进党同样十分注重经营青年。特别是2016年上台以来，民进党依托和整合掌握的行政资源，通过各种训练营、培训班、基金会等方式，不断强化与岛内包括高校在内的青年群体的接触与互动。其中，民进党“新潮流系”更是积累了培养“绿色青年政治力量”的“方案”及其“经验”，对青年骨干人员的选拔、培养、使用乃至海外留学等事宜，都有较详细的规划。〔19〕
不过，因其治理无能的“十大弊案”、学术道德沦丧的“抄袭案”等，在2024年1月岛内“二合一”选举中，民进党及其政治人物的负面形象沉重，多个民调均显示其青年支持者流失、政党支持度下滑。与之相对，作为“第三势力”的民众党虽资源不足，但该党及其领导人柯文哲积极利用YouTube、Instagram等网络社交媒体，发挥不同于传统政党的动员力与影响力，在年轻世代集聚的网络社交平台，精准“聚焦”、积极宣传自身政治主张，进而高效转换成线下选票，成功提高了柯文哲和民众党的声量。
（三）政治生态的发展演变形成环境制约
鉴于政治参与具有时代性，即不同历史时期的公民个体与政治权力的力量关系不尽相同，因此政治参与的形式与特征也随着时代发展而有所差异。作为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台湾的法律法规制度特别是选举制度，会深刻影响到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发展变化。
选举制度是政治制度设计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操作性工具，可将其视为管控政治结果的重要变量。对台湾青年而言，岛内如果能够具有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制度，台湾青年政治参与及其相关的各类政治行为、政治诉求有了法治保障，其表达途径、实现效果更为规范化、常态化，自身青年群体的各类诉求基本能够较为顺畅地得到重视以及最终实现，对台湾各类制度的认同就会进一步加强，反之则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削弱。
依照目前相关选举法规，台湾立法机构的代表选举采取“单一选区两票制”。在此法规下，岛内各级立法机构代表候选人和各级地方选举一样，均需经过依托相关政党的提名程序。为保证“单一选区两票制”能有较大机率当选，候选人通常需要具备一定社会地位、适量竞选经费及专业背景，部分地区还曾出现“轻政见、重候选人形象及政党属性”的趋势，其“立委”席次明显向国民党、民进党两大党集中，“西瓜偎大边”效应明显，“第三势力”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这种政治生态的制约使台湾青年在各类选票选举中经常处于“制度劣势”。很多有志于投身岛内政坛的台湾青年往往因自身的财富较少、政治地位较弱、社会影响较小等现实原因，在各级立法机构的“单一选区两票制”选举中常处于劣势，影响到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作为对这种政治生态的回应，台湾青年更容易在岛内某些政治势力对立的政治氛围中迅速“站队”，其政治参与甚至更为激进，时常会有“眼球效应”，其所关注的议题也更容易被对立双方关注，不同程度地引发台湾政治生态的民粹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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