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9月2日电／据光明日报报导，人权外交在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中都扮演着特殊角色，是美国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和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重要政治工具。长期以来，美国利用各种手段在全世界不遗余力地推行“普世人权”，试图用美国话语绑架国际社会，以达到让人们认为人权本身可以脱离任何特定社会背景而存在，并交由美国来进行评判的目的。同时，美国高举“人权”大旗，对其视为竞争对手的国家进行疯狂的攻击和抹黑，以维护其全球利益、服务其全球竞争。美国的人权外交具有明显的文化霸权主义特征，企图通过人权话语实现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目的。
美国虚伪的人权外交在历史上与其“上帝选民”的文化霸权主义相勾连。“人权”源于18世纪欧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天赋人权”理论。该理论首次将人权引入政治领域，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之后便成为西方民族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建国之后就把人权概念纳入其对外政策，但这并不是为了保护原住民的权利或尊重他国主权，而是为了达到攫取资源和扩张领土的目的，充斥着当时的美国政治精英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权势的追求。在美墨战争和驱赶印第安人的西进运动中，美国严重践踏人权，一系列暴力行动不仅没有尊重过当地民众的权利，反而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文化优越感和对文化霸权主义的痴迷——作为“上帝选民”，美国人既有责任也有能力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鼓吹自己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和商业模式有利于实现其所谓的民主和平等，阻止其他文化和文明对美国社会的“侵蚀”和影响。
美国全球大国的地位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标志性事件是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包含美国参战的目的和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划。一方面，美国利用第二代人权理论中“革命权”与“发展权”在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推动所谓的“民主革命”，以此瓦解欧洲殖民帝国体系。另一方面，美国又基于第一代人权理论中“自由市场”的概念来区分政治上的“敌我”关系，即任何国家的市场只要对美国资本开放，接受美国推行的经济规则，就可以被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之内。美国交替使用第一代和第二代人权理论，推动人权外交与经济目的“沆瀣一气”，不仅给对外扩张创造便利条件，也进一步强化其文化霸权主义，助力其标榜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具有超越他人的优越性。这种“优越论”，本质上就是“具有种族中心主义特征的唯我主义”，为美国后来推行“普世价值”创造了文化意识形态基础。如罗斯福在1940年发表的“炉边讲话”中呼吁美国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暴露了将世界“美国化”的野心。之后，美国历届政要都将在全世界传播和推销“自由”“民主”“人权”等作为战略武器，肆意干涉他国主权和内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格局让美国再次幻想能够重现罗马帝国的恢宏霸业。要达成这一目的，首先就要让那些反感美国政府做事风格的国家和集团，乐于接受美国所谓的“自由平等”与“积极进取”的文化精神。于是，美国又一次高举“人权”大旗，主张“人权高于主权”，在以军事力量和经济手段展开“人道主义干涉”的同时，以文化、观念、心理、精神为手段进行“软扩张”。这种“软扩张”当然是美国文化“软实力”的突出表现，但更是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逻辑使然。尽管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以自己的文化观念影响着国际关系，但鲜有国家像美国一样如此热衷于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扩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