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应该看到这些新因素会是两国加强合作与接触的良好兆头，另一方面也必须正视那种认为两国同时崛起而进入国际格局必然导致彼此争雄对抗的论调。这一论调的理论基础是世界处于「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一种过时的国际关系观点。观点的逻辑是：国家对维护安全担负着沉重的责任，必须不断加强其安全力量，必须向外扩张，使邻国处于弱势。对邻国总是作最坏的打算，不管对方是否有侵犯的意图，光着眼于加强维护安全的力量。而这样寻求安全之道，使自己陷入越来越不安全的窘境。
某些中印关系专家认为：几十年来的中印关系是安全困境的典型例子。两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争议，两国想使势力范围跨越喜马拉雅的竞争，两国与对方邻国结盟的试探以及在南亚与东南亚占有地盘的企图等，似乎都与这一理论相吻合。每当中国和印度在国际格局中地位增强，人们就预计它们之间的敌对形势祇会增加、不会减少。这种安全困境的论调显然对双边与区域合作的潜力估计不足，可以这样来说明：经济全球化的逻辑以及地区整合的压力早已使中国和印度寻求更多合作。我们同时看到，广义上的国家利益使得两国在一系列的问题上联合起来。与「安全困境」相反的「合作性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概念已经在某些领域出现。如果两国领导人在广大领域中养成合作的习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就会水到渠成。
印中经济合作的四种可能
如果我们用西方直线发展的观点展望未来，就无法看到中印加强经济合作的巨大影响。我们也是刚刚全面认识近几十年来两国经济迅猛增长的意义的。这种增长实际上是全球经济力量分配大调整中的一部分，印度和中国是凭着高速经济增长去恢复它们在十八世纪中叶作为全球首富的地位。中印两国在二十世纪中叶加入现代国家行列时，对于它们自己的文明威力以及在殖民主义时代遭受边绿化的经历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两国也都清楚自己的历史使命，立志要重振自己的国际地位。尼赫鲁和毛泽东都创建了展开文化与经济保护主义的高度独立、现代化与中央集权的体制（在印度是「swadesi」／依靠本国力量，在中国是「自力更生」）。一九八零年代初，中国开始对外开放，一九九零年代初，印度开始对外开放。从此以后，两国都实行宽松的政策，以此来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
这一发展形势产生了惊人结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purchasing power parity)，在千禧年伊始，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印度也紧跟日本而居第四。在二十一世纪开初，四十万亿美元全球总产值中，美国占九万亿，显居首位；中国生产总值四万四千亿，居第二位；日本生产总值三万亿，居第三位；印度二零零零年生产总值二万二千亿，居第四位。在未来二十五年中，全球生产总值将增长两倍半，从四十万亿上升为一百万亿。
今天，世界的经济重心在大西洋体制中，大西洋两岸的美国和欧洲是全球两大经济堡垒，总产值占全球百分之四十二。今后二十年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第三大经济体印度的生产总和将达到全球百分之四十。从二零零零年到二零二五年，印度国民总收入将增加五倍半，从二万三千亿上升到十二万亿；中国则可能在全球一百万亿总值中占二十六万亿。
现在很难预见这一转变的全部后果，但可以推测四种可能性：第一，印度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导致两国相互投资的迅速发展。原来两国对相互贸易的抵制已经变成对彼此之间的巨大经济互补性的发现。印度原来害怕中国商品充斥印度市场，现在却主动投人对华贸易的热潮。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并不局限于普遍公认的中国电脑硬件强势与印度软件之间，中国已经变成世界制造业的枢纽，印度正在发展所谓的「以服务业为龙头的经济模式」。中国一方面可以对印度发展地面基础设施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印度的服务业强势，例如管理、咨询、会计、法律事务等得到实惠。当然，两国互相发现彼此经济强势尚在启蒙阶段，随着人民、游客、专业人员、企业家的更多流动，两国之间的商业交往必然大增。更大的经济交往必然会引起空运与海运的长足发展，虽然中国和印度是邻邦并且在古代交往频繁，可是在殖民主义时代与独立以后数十年来，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实际上大大减少。如今我们正看到这方面即将出现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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