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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在北大发表演讲（中评社 张爽摄） |
对于日据当局“从语言开始”的一系列“去中国化”步骤：讲日本话、改日本姓名、随日本风俗、从日本习惯、入日本国籍，以及用“皇道精神”取代中国意识，台湾人民采用各种方式，步步为营，步步扺制。譬如，针对日据当局用日本话取代中国话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台湾民间曾广设教授汉语汉文的“书房”（也称“书馆”），洪弃生就曾以开馆授徒为业，其书馆被禁之前常年保持“十余生徒”的规模。当日据当局的教育政策逐步收紧：从管制、限制到禁止汉语汉文教学，日据当局的文化政策也逐步收紧：从笼络到管制台湾文人的文化活动。但是，台湾文人应对有方，他们利用侵台日吏对于汉诗创作的政治考量（笼络台湾文人）和文学兴趣，参与日人的诗社或吸引日人加入诗社，延长了日据当局文化笼络政策的时效，缩减了日据当局文化管制政策的实效。1911年，梁启超到台游历，对台湾各地“所至有诗社”的情形印象深刻，这种情形到日据末期也不曾稍改。台湾文人悲愤地说，“特借是为读书识字之楔子耳”，“延一线斯文于不坠”也。
记得两年前、也是在北大。我还指出：在《马关条约》之割地条款背后，是“未诉诸文字的弃民条款。台湾既割，生活在台湾这片美丽土地上的台湾人民，面临的是弃民的命运。” 《马关条约》签订后，时论乃以“国家丧地之悲” 为主轴。 譬如，后来曾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笔述和经学教员的林纾，于1895年五月撰《周莘仲广文遗诗序》 ，其文谓：“集中作，在台湾时纪行揽胜为多，皆足补志乘之缺。嗟夫！宿寇门庭，台湾今非我有矣。诗中所指玉山、金穴，一一悉以资敌，先生若在徒能为伯诩之愤耳，究不如其无见也”，“感时之泪，坠落如贱”，情词感人。当年在京参加“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1895）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罗秀蕙、黄宗鼎取得“同乡京官”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印结”的联名上书，乃以“台民忠勇可用，吁朝廷勿弃以予敌”为主题。他们谈了弃民，也提及义民：“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洪弃生《台湾战纪》序言的第一句就是“弃民者民必弃之”。 “弃民”的历史遭遇和“弃民”的悲情心结，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历史留给台湾人民的伤痛。 对此，我们当心存同情的理解、理解的同情。
在我看来，在战后50年里，台湾人民的表现是义民负重、弃民忍辱。“在台湾被侵占的50年间，台湾同胞保持着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牢固的中华文化情感，打心眼里认同自己属中华民族。这是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是不可磨灭的。”
附带言之，1895年参与上书的黄宗鼎有弟名彦鸿。黄彦鸿于1898年中进士、点翰林后，官至三品。据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黄彦鸿于1904年至1906年曾任京师大学堂“文案官”兼“会计官”。看来，三品要员到北京大学可以当文书兼会计，得其所哉。
战后50年，端赖台湾人民忍辱负重、担当民族大义，台湾“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郭沫若诗句）仍然是中国的：《马关条约》并未改变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日据当局最后承认，精神和形式的“内地化”、“日本化”和“皇民化”完全归于失败：“（台湾）改隶虽然已经过了40余年，但是现在保持着以往风俗、习惯、信仰。这种汉民族的意识似乎不易摆脱，盖其故乡福建、广东两省，与台湾仅一水之隔，且交通来往也极频繁。这些华南地方，台湾人的观念，平素视为父祖墓坟之地，思慕不已。”这正如《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所说的：“台湾社会的发展，始终延续着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即使在日本侵略好50年间，这一基本情况也没有改变。”
当然，战后50年毕竟是两个世代的时段，其间也产生了为数很少、毒性很大的“精日分子”。他们多是1920年以后出生的，活到今天已是老牌“皇民”，如1923年出生的岩里政男（李登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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