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看收受财物的时间、方式、价值大小以及当事人关系的亲疏等情况。一般来说，党员干部收受礼品礼金行为多发生在逢年过节、生病住院、婚丧嫁娶期间，且礼品礼金的数额一般不会太高，送礼一方没有特定的利益诉求，多系联络铺垫感情。而受贿犯罪收送双方所谓的“朋友”关系，多是建立在权钱交易基础之上的权力寻租关系，收送时间没有一定的规律，可以发生在党员干部接受请托前、请托过程中以及接受请托后。
实践中，我们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收受的礼品实物已被消耗或灭失，且无法调取购买凭证、交易记录等书证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对行为准确定性还涉及证据标准的问题。对于违纪案件，需要达到“明确合理可信”的证据标准，而对于职务犯罪案件而言，则需要“排除合理怀疑”。在上述情况下，因无法确定礼品的真假、价值，而受贿罪对犯罪金额有法定要求，此种情况下达不到刑事诉讼证据标准，一般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如果收送双方供证一致，足以证明存在收受的基本事实的，可以在对有关违纪违法事实认定的基础上，对涉案物品依据登记上交的有关规定予以办理。
怎样对“快递送礼”等隐形变异行为精准查处、有效防治？
王美月：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指出，要有效防治隐形变异现象，精准发现、从严处理“快递送礼”等问题。常态长效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防止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反弹回潮，要善于发现老问题、新情况，对隐形变异行为精准查处、有效防治。当前，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的行为方式多样，比如通过电商平台配送礼品、向电子账户内充值、赠送电子卡券、利用“跑腿”赠送礼品、将礼金隐藏在礼品或包装中赠送等。
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握“四风”隐形变异花样翻新的规律特点，从关键点、症结处发力纠治。一方面在提高发现问题能力上下足功夫，精准查处。由于“快递送礼”收送双方不直接接触，在执纪监督中要聚焦重点人群，通过查阅账目、调阅资料、大数据信息比对等方式，多方收集证据，确保证据链条完整。在执纪过程中，要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利用物流快递赠送名贵土特产等问题，同时还要重点关注“快递送礼”背后其他违规问题，如是否存在用公款送礼的情形。另一方面，要综合施策破解隐形变异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深挖根源、精准研判，压实作风建设主体责任，扎紧制度笼子，监督查处、完善制度、党性教育一体发力，有效防治隐形变异问题。抓实“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健全完善相关制度。紧盯重要节点开展监督检查，充分发挥巡视巡察综合监督作用，形成监督合力。不定期开展机关干部作风建设明察暗访，对典型问题公开通报曝光，强化宣传教育常态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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