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王鹏和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台湾经济研究所硕士生陈蝶欣联合发表了《<东莞方案>：创新两岸融合发展实践的典范》一文。该文指出，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是维护两岸和平、促进两岸共同发展、推进祖国统一与民族复兴的有效路径和必由之路。在当前两岸关系依旧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东莞方案》的出台实施，对探索和创新两岸融合发展新路起到示范和借鉴作用。推动《东莞方案》落实并取得实效，得益于东莞具备促进两岸创新发展合作的基本条件，也面临着两岸关系发展受困、两岸供应链发展受阻、两岸产业贸易合作受限和台湾企业与民众利益受损等困难和挑战。《东莞方案》的出台实施为台胞台企分享更多大陆发展机遇和成果，对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具有先行先试的实践意义。探索以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实践的可行路径包括：一是两岸携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支持台胞台企融入新发展格局，三是联合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四是共建两岸创新发展合作家园。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王伟男和浙江红船干部学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主任严志兰联合发表了《涉台事务中的“参照涉外”惯例研究》一文。该文指出，涉台事务中的“参照涉外”惯例，在台资待遇方面主要体现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明文规定。在台胞待遇方面，虽然较少有明文规定，但在实务操作上确实有意无意地遵循着“参照涉外”的“潜规则”。许多地区、部门和单位在涉台机构的设置上存在与涉外机构合署办公的现象，这不利于我们对涉台事务与涉外事务的性质区隔，易于造成思维观念上的错位。虽然“参照涉外”的惯例和做法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助于我们处理在陆台资和台胞的待遇问题，但也产生了一些不利于两岸融合发展、不利于祖国统一的负面后果。我们应该正视这些负面后果，并在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解决。
本期“台湾”栏目刊发了《心理防御机制视角下部分台湾民众的“仇中”情绪研究》《台湾地区数字经济政策架构及逻辑转向》两篇文章。
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副教授董于雯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沈惠平联合发表了《心理防御机制视角下部分台湾民众的“仇中”情绪研究》一文。该文表示，两岸交流三十多年至今，仍有部分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持“敌对意识”，把敌视、仇恨中国大陆视为所谓爱台湾、维护台湾尊严的理由。换言之，部分台湾民众试图以“仇中”作为自我防御机制把“台湾属于中国”排除在其意识之外，来压制、否认或歪曲“中国台湾”的事实。在这种心理防御机制的作用下，他们主张“台湾必须割断与中国大陆的任何渊源”、坚持被“国家化”的“台湾认同”及“亲美、媚日”。究其原因，部分台湾民众的“仇中”情绪由三个主要因素使然，即倾“独”执政者推行“去中国化”教育、民进党等绿营势力刻意挑起民众的“仇中”情绪，以及亲绿媒体不断煽动两岸间的敌视与仇恨。“仇中”情绪不但加剧台湾社会内部的仇恨对立、拖垮台湾的经济发展，还严重损害两岸民众的认识和感情，最终可能导致双方民意的对决。针对部分台湾民众的“仇中”情绪，祖国大陆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如持续推动和深化两岸民间社会的相互瞭解、理解与合作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