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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飞龙出席“日历上的香港·庆祝回归25周年暨‘一国两制’知识台历编纂学术研讨会”并致辞 |
“一国两制”要始终表现为一个好制度，才能够长期坚持，才不会找到任何理由去做根本性的改变。这样一个内在的制度逻辑，通过此次讲话清晰地展现给了香港社会和国际社会。这样的论断不仅能够稳定人心、稳定社会，而且对于香港承担在十四五规划中的“八大中心”功能，对于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对于全球投资者与中国市场的互联互通都是重大利好消息。
“四个必须”体现法理和法治思想高度
中评社记者：习主席对“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经验和启示进行了规律性总结并提出了“四个必须”，您认为这“四个必须”对“一国两制”未来在港实践有何重要指导意义？
田飞龙：四个必须是习主席在十八大以来持续思考、指导中央治港以及香港发展过程中，不断提炼总结出来的规律性经验。从我专业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是“一国两制”的法理体系，四个必须有统筹兼顾、重点突出、主次分明而有效展开，这样香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才能够建立健全、行稳致远。这四个必须有一些是以前政策论述当中已经提过的，也有一些很有新意，主要体现在法理和法治思想高度，习主席对“一国两制”规律的准确把握。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突出“一国”的权威性。在以往处理“一国”和“两制”关系中比较疏于表达或是不够聚焦，而这一次则突出“一国”的中心地位和聚焦性。习主席讲到“一国两制”方针中，“一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最高原则，基于这个最高原则：一方面可以解释和正当化十八大以来中央积极有为治理香港的一切决策和立法；另一方面也能够矫正“一国两制”法理体系当中偏重“两制”而疏于“一国”的偏颇，为“一国两制”未来发展确立正确的法理指导原则。
习主席在第二个必须里提到，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相统一，这就是“两权结合论”。“一国两制”要想健全，要想达到良政善治，就要善于将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结合起来。此次论述中还具体突出了全面管治权是高度自治权的源头，这也有利于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可以在宪法、基本法构成的宪制秩序中各尽其职、相互配合，共同承担起治港的重任。
第三个必须讲到落实爱国者治港。那么，爱国者治港在法治意义上有何功能？它实际上是作为香港高度自治权如何自我构成的一个指导性原则，即基于授权而产生的香港高度自治权的体系，其运行是有一个规范边界或是要求的，那就是要落实爱国者治港。如果香港的自治权任何一个分支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不能够落实爱国者治港，就会偏离“一国两制”的轨道，造成香港管治权的变形走样或者说不安全。因此，爱国者治港用来指导高度自治权构成运作，而且还会深刻影响到香港未来管治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内在变革。
第四个必须指向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这是“一国两制”能够发挥其服务香港、服务国家战略作用的基础性条件。所以，任何关于“一国两制”的讨论、决策、立法和改革都始终有一个测试的标准和出发点，即它是否有助于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如果是要削弱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相应的改革就不符合“一国两制”的要求。因此，这个也是对中央管治权和香港自治权提的一个约束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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