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成介绍，去年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则，虽然主要是针对办理死刑案件的证据规定，但是不仅仅限于死刑案件，而是多年司法实践中对证据运用的一个总结。这次刑诉法修改过程中，吸收了两个证据规定的精神和实践经验，拟将其纳入法律，从立法层面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修正案草案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对该证据也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修正案草案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由人民检察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经依法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
专家指出，通过程序设计使得司法机关严把证据关，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形成法庭初步审查-控方提供证据-控辩双方质证-法庭审查处理等一套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体系。有了比较系统的程序才能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落到实处。
曾有学者呼吁制定我国的证据法。对此，汪建成认为，证据放在什么立法体例当中，不同国家有各自的做法。因为证据问题离不开诉讼程序，是在诉讼过程中运用的证据。离开了诉讼程序，证据就没有寄身之所。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程序区别很大，证据的收集、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也很不相同。比如关于证据的收集问题，在刑事诉讼中通过公权力收集，民事诉讼中是私权利来收集证据，公权力收集的证据排除规则，对私权利收集的证据就无法使用。目前来看，我国很难形成统一的证据法。（时间：8月25日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