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时代大潮中，故宫丧失了安守本分的情怀，变成一家追逐利益的机构。建福宫会所风波、私分门票款事件让人看到故宫及其中文物已沦为部分管理者逐利的工具。文物管理者丧失责任意识，就等于开门揖盗，结果也只能是文物遭殃。
所有这些问题，首先还是人的问题。正如郑院长所说，再好的制度也要人来执行。只有先解决人的问题，相关管理制度才可能得到落实，文物也才能更好地得到保护。只有对文物真正有感情，才能做好故宫管理工作。就此而言，故宫需要的不仅是制度改善、安防升级，而是一场发自灵魂深处的变革。
在这方面，有必要对故宫管理层进行大刀阔斧的人事变革，多充实业务型人才，增强管理者的历史责任意识。当然，故宫在制度管理上也要加强监督与问责。责任意识需要通过制度细化体现，只有当那些问题人员受到严厉惩罚，轻慢文物或投机钻营等行为才能得到有效遏制。而迄今为止，故宫方面的问责对象，包括被盗案中“分管院领导和各级相关责任人”，哥窑门中“直接责任人”、“该部门主要负责人”，而具体信息在故宫内部发布，公众连被问责者姓甚名谁、具体职务都不知晓，罔论监督。正是由此，故宫还应改变此前封闭的工作作风，真正面向公众、服务公众。公开透明是最好的形象标识，也是检验工作态度的最好办法。
“十重门”既暴露了故宫管理危机，也为故宫的改革制造了有利契机。当然，其中有些问题并非故宫自己可以克服，需要进一步关注与呼吁。无论如何，一个国家如连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都不能妥善保护，这应被视作一种“文化国耻”。（时间：8月22日 来源：东方早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