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极端的是，先逃后投案显然比现场坐等警察抓捕的更恶劣，但按我国刑法前者算“自首”可从轻处理。其实，很多国家对自首都做了细化规定。比如，日本规定：犯罪人在搜查机关发觉前自首的，可以减轻刑罚。
不论是像药家鑫那样被警方问话之后自首，还是李昌奎迫于追捕压力自首，都应在法律上有所区别，这才能让普通公众觉得法律的精微、公正。法律做到罪刑相当，也就不会有人打出“满门抄斩”“自首是卑鄙的逃罪手段”之类的旗号，拉法治的倒车。
其次，就是法院判决抽象简单，“不讲道理”，不足以服众的老问题。昭通中院一审认为：李虽有自首情节，但依法不足以从轻处罚，所以判死刑；云南高院二审认为：虽然李罪恶极大，但有自首、积极赔偿情节，所以死缓。这两套“虽然……但是”人命关天，可都没有把道理讲到明处，怎么就不该从轻，怎么就该从轻？若是只有写判决书的法官自己明了案子的曲折所在，却惜墨如金不愿向公众阐明，那么就为谣言预留了空间。
罪犯的死与活，当然应由法院独立做出判决。但法院判决如何让公众信服，而不是损害司法权威，这是法官们必须直面的问题。死刑判决每每转化为网络大讨论，是司法公信的危机。（时间：7月6日 来源：新京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