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肯定要建”标志城 政府官员漠视民意
1、“允许争论”“肯定要建” 济宁市长何以志在必得
这几天，各大媒体充斥着对“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评判之声，直斥“中华文化标志城，标志的不是文化，而是生意经”。幷不高深的伪装被公众识破以后，公众正等待着当地政府的“积极回应”。人们没有想到，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态度坚决地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话语背后，那种“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权力自负已经张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全国两会上尚且如此，在地方上的情景如何，更是自不待言了，（山西《山西晚报》）
也许有关方面应该慨叹，中华文化标志城之生不逢时。如果是在五年、十年以前，只要政府决意要干的事，那岂有反对的道理？他们不会料到，这个项目一旦公布到阳光之下，就会听到那么多来自民间的批评声音，不会想到这个提案一在政协宣读就立刻招来委员们的炮轰，就会在短短一天时间内收到108位政协委员的联名抵制。这一切都得益于中国国民自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北京中国经济网）
但幷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从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整个过程来看，其本质是威权政治与精英政治相媾和而产下的怪胎。其中威权政治的表演无须赘言，值得一说的倒是，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中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们精彩绝伦的表现。从已退休的高级政治人物的理论阐述，到69位院士的联名倡议，再到复旦大学教授们的学术美容，乃至悬红900万全球征集创意，可谓是逻辑周密，用心良苦。也许在地方政府的眼中，只要这个项目能够最大可能地得到各路精英们的认可，那么这个决策未来的前景必然是光明的。只惟精英就难免无视民意。3月10日，山东大学的黄少安教授撰文说，在决策过程中，来自山东内部的反对声音都被政府中层过滤掉了。因而，当地高层听到的都是一路赞歌，终至巨大的舆论声讨。（上海《东方早报》）
2、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地方利益假借国家名义
早先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毫不掩饰地道出文化就是一件为经济服务的工具。最近两年，“认识”到文化是增强发展后劲的软实力之后，对“文化”的“发掘”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狂潮。一些地方，以前拼命比拼GDP攀升速度，现在似乎越来越聪明了：我这里有钱自个悄悄地用，努力把大项目、大工程弄成国家级的，让国家来投入，这不是爽上加爽？（广东《南方日报》）
瞧这个“中华文化标志城”，号称要“打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还想弄成“国家庆典法定场所”，其实无非也是“傍风景、傍名胜、傍文化、傍遗存”之作。如果最终全中国纳税人掏钱给你“共建”了，那“共有”、“共享”的人，恐怕主要也就是当地的官员吧？聪明的官员越来越晓得，“文化帽子”已越来越成为最“好”之帽，所以越来越热衷于扮演各种“文化官”的角色。实际上只是地方利益假国家名义，还不见得真是文化利益，往往就是商业利益，是“旅游经济”在攀缘“文化建设”的名头而已。
文化建设的决策失误，危害与后患远远大于经济建设的决策失误，因为很多“文化建设”、“文化改造”，都弄成了“假文化”、“伪文化”，从根本上伤及了文化，而且无法复原。称自己为“东西南北人”的孔子，若知道今天有人假借文化之名义，搞地方利益本位主义，他一定会感到很脸红、很气恼。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绝不是造一座城就能给复兴的。从鼓捣“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个事件看，地方利益假借国家名义的倾向，很值得公众警惕。（长江《长江商报》）
对比去年沸沸扬扬的华南虎照片时间，两者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变着法子上项目，冠冕堂皇伸手向国家要钱。目的一致，手法不同。一个是民主问题，一个是诚信问题。上万、过亿项目行政博弈的背后，维系着一个庞大的利益链条。都是不同凡响的“大手笔”。不同的是，“文化城”给人的感觉是让民主走开，让科学走开；“华南虎”却让诚信走开，让政府的公信力走开。（北京人民网）
3、问政于民抛诸脑后 重大工程不可忽略听证
更何况，“标志城”这样一个投资将远远超过300亿元的大项目，在最终决定之前，至少要经过公共讨论和山东省人大的投票表决。可惜，这两点，我们都没有看到。从“标志城”的官方网站上记者获知，该工程经过了多次论证。但是这些论证都只是在很小范围内进行。69名院士就能代表全国人民了吗？而当记者仔细阅读所谓69名院士的名单时发现，真正属于历史、考古、文献等领域的学者只是极少数。这样的论证具有效力吗？
“缺乏听证是目前我国许多重大项目工程的一个通病，中华文化标志城一样如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李维森教授说，“在现有的体制下，广大百姓根本无法限制政府的行为。政府税收体制存在极大弊端。欲征税就征税，而税收上交之后用作何用百姓不得而知，就更谈不上听证参与决议了。”（北京《理财周刊》）
如果没记错的话，前两年，“孔子标准像”出台，成为坊间的笑料。但如果在曲阜、邹城之间的“三孔”核心景区附近，斥巨资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其后续影响会比出台一张“孔子标准像”要大得多。对几个人认定的“标准像”，人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可景区的自然、人文环境如果被破坏，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北京《新京报》）
现在，社会舆论上（对标志城）批评意见居多，其批评的角度方方面面：或者是批评中华文化不能被如此简单粗暴地标志；或者是指出地方经济谋算不该假借国家之名；又有人倡议，如此重大项目应该放在阳光下公开辩论；更有学者指出，如果要纳入国家预算，必须要由全国人大通过，受预算约束。不论是从哪个角度，这些批评都言之成理，试图以理性的方式说服对方、赢得辩论，改变局面。
但是，倡导方却没有以同样的理性态度回应。当初写倡议书的69名两院院士没有一个出来发言，只有山东政府方一直立场坚挺。但是，不论是孙淑义立论，还是张振川防御，他们所采取的都不是以理服人的方式，只是一味地以大命题压迫人。项目倡导方在应对辩论时无法自圆其说，无法以文明的方式说服众人，只能滥用领导批示而获得的特殊身份，滥用民族、国家这些神圣的字眼，试图以此来获得优势话语地位，成为无可辩驳的一方。这种表现只说明一件事，那就是，项目倡导方也就是未来的主建方。不论这个项目的出发点多么美好健康，如果其规划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以文明的方式汇集意见、以民主公正的方式遴选意见，那么这个项目的未来实在令人担忧。（广东《南方都市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