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旱只是农民之旱 城乡用水不公
◆重工业轻农业 农民“守着水库没水用”◆
不管是以往的旱灾，还是此次的西南大旱，都有个显着的特征，那就是农业缺水。而此次西南大旱，都到了农民缺水的程度。因为水资源分配的逻辑，就是重城市重工业，轻农业轻农民。记者深入灾区采访，愈来愈明显地发现一种城乡两极分化、完全不公的受灾格局：一方面，旱灾给农民生活带来了重创，另一方面，当地市民对乾旱没有深刻感受，用水未有限制。
由于人畜饮水困难、田地绝收，云南许多受灾严重的农村，大量村民一方面不得不四处找水、背水，一方面又无奈选择贱卖牲口、背井离乡出门打工。与此同时，被乾旱围城的昆明，却“似乎与乾旱无关”，一直未限制用水，高耗水的洗车、洗浴等行业依旧正常开门营业。据悉，专供昆明主城区用水的云龙水库，目前蓄水2.5亿方、水量充足，但是守着这一水库的附近农民却没水吃，无法“分一杯羹”。有农村人抱怨，村子“守着水库没水用”。（北京《燕赵都市报》）
而最近十多年来，国内城市中的缺水，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水源地严重污染。比如吉林石化的爆炸导致松花江的污染，太湖蓝藻暴发导致的自来水恶臭，内蒙古赤峰市部分区因水井污染引发腹泻导致的缺水。无论何时的大旱，也不曾见过城市有过缺水的体验。和城市享受同等待遇的，就是工业。工业生产过程中也需要消耗大量的水，然而即便是地下已经被抽出了大漏斗的河北地区，也未曾见到炼钢、发电等高耗水企业因缺水受到影响。相对而言，农业同样是高耗水的产业，可是就很难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在这样的水资源分配思路之下，本身中国旱灾的发生率就大，而缺水的地方也多，因此，一旦面临乾旱缺水，农业生产就首先被牺牲掉。（北京和讯网）
◆兴修水利嫌贫爱富 云南大旱见证制度痼疾◆
农民生活一个靠天，一个靠政策。如果山塘、坝塘、水窖的功能都能发挥出来，农民在这次大旱面前不至于束手无策。修建水利设施对城市和农村同样重要，但此次旱灾显示出城乡用水的极大不公平性。水利设施建设嫌贫爱富，明显向城市倾斜。水务的口号是“民生水利，惠泽民生”，可许多地方的农民想修条管道，将山沟里的水引到水窖里，得到的答覆往往是没有钱。这里面有政策原因、技术原因，更有经济原因。不少村民居住在山上，水要往高处走很困难，购买抽水泵等供水设施需要钱，可农民穷，他们掏不起这个钱。很多住在大山上的人，看得见水却喝不到，基本生活生产用水对于他们来说是种奢侈。（北京《中国青年报》）
显然，此次空前的西南大旱，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农民之旱，而非包含城市市民在内的整个灾区都能感同身受的全民之旱。作为天灾的乾旱，所以如此具有“选择性”，当然并不是老天爷厚此薄彼的结果，而是我们人为的社会管理制度安排的产物。这正如有专家指出的，“长期以来以城市为中心，向发达地区优先配置资源，一旦受灾，不发达地区最先受损失，最先感觉到，而发达地区和城市感觉却不明显”，“修水库牺牲了上游居民的利益，保证了下游居民的生产生活，旱灾来临水源地农民因此承受了旱情”，“农民只有土地的补偿，却没有水的补偿，他们是吃亏的”。
就此而言，这场大旱所以会危害如此严重，尤其是给农民造成的损失如此严重，见证的既是气候气象之旱，同时也是制度之旱。比如，维持城乡长期二元割裂社会结构的制度，导致农民权益边缘化的城乡权利配置不均的制度，催生“资源进城，污染下乡”的经济和环保制度。以此观之，时下我们分析列举的种种此次旱灾的原因，如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凋敝滞后，农村生态保护不力、水土流失严重等，说到底，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制度性的匮乏、不均，既是表面看得见的利益不均，更是背后的权利不均。不均当然便会加剧灾害，也助长社会本身的忧患不安。（河北《燕赵都市报》）
◆经济帐决定资源帐 工业反哺农业是前提◆
仅仅从计算经济账的角度，将资源调配到最“经济”的领域不为过。虽然农村和城市、工业一样的要消耗大量的水，但是城市和工业对于GDP的贡献，无疑是几何倍数于农村。因此，在水资源较为紧缺的情况下，优先保障城市和工业的用水，就是保障了经济的增长。农业生产因为缺水所受到的影响，工业的一个零头就可以补上。
如果仅仅是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之间的竞争，水资源的分配倾向于工业是可以接受的，接受的前提条件，就是对于这种隐性的新时代“剪刀差”需要通过正面反哺的方式，对于农业生产受到的影响进行补助。（湖北荆楚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