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银行出错民众买单 法制忽略保护公众利益
1、“人之罪”还是“机之祸” 罪责不能全部归咎许霆
许霆是否构成“盗窃金融机构”，进而是否构成“盗窃罪”？许霆案的关键在于，被告人的犯罪产生在发现ATM机存在故障之后。如果ATM机能正常工作，则许霆也不可能去“盗窃”ATM机这个“金融机构”。用刑事诉讼中的“警察圈套”理论来分析，ATM机的失常诱使了一个正常的公民临时产生了犯罪意图，而不是让一个本来就有犯罪意图的嫌疑人，在犯罪机会来临时充分暴露了其犯罪意图。所以说，这是机之祸，还是人之罪？如果是后者，抓之不冤，如果是前者，其实只是对人性的一次道德考查。（陕西《华商报》）
必须说清楚，银行在本案中也不是没有责任，正是其工作失职，导致ATM机出现故障而不自知；而且，在完全有足够时间追回款项的情况下，却“因为周末而错过”。正是因为银行存在上述种种过失，17.5万元才轻而易举地进入了许霆的腰包、许霆潜逃一年也才成为事实。当许霆在犯罪的泥沼里越陷越深，当他在通往无期徒刑的道路上泣血狂奔之时，银行有多少底气义正词严地说：我们没有任何责任，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浙江在线网）
2、彰显银行话语霸权 处罚许霆不能滥用公权
许霆在逃亡之中，亦曾主动联系银行，但银行的“卢科长”却告诉他，那17.5万元不论还不还，他都要坐牢。同时许霆的父亲亦证实：“银行和派出所的人也来过，但他们丝毫没提还钱的事，只一味让我劝儿子自首。”幷声称，他们是“还钱无门”。银行幷不特别在乎这17.5万元的损失，而特别在意以公权力来“杀一儆百”，弥补其管理上的漏洞。金融机构如此托大，正凭恃于其服务受到特别的保护，但在这保护之下，又怎可视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代价轻如鸿毛？（湖南《潇湘晨报》）
在现实生活中，ATM取出假钱——银行无责；网上银行被盗——储户责任；ATM机出现故障少给钱——用户负责；银行多给了钱——储户义务归还；银行少给了钱——离开柜台概不负责，在在彰显着银行的话语霸权以及民众的无力。（河南《大河报》）
3、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法制不合理、许霆被冤屈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撰文称，同样发生在广东的余振东贪污、挪用案，涉案金额高达4.82亿美元，余本人被法院认定参与贪污公款合计美元约6777万元，港币约1.28亿元；挪用公款合计美元约1.25亿元，人民币约2.73亿元，港币2000万元，而在数罪幷罚之下，余振东也不过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两案相互比照，其结局可谓是天壤之别”。（山东大众网）
许霆的辩护律师吴义春表示，盗窃罪、诈骗罪等几个同档次的犯罪，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它们的起刑点的金额变化幷不大；但这20多年来，法律对于贪污受贿犯罪定罪的数额却每年在放宽，“这本身就很不公平。比如，在1989年，一个人贪污十几万就可能会判死刑；但现在，贪污受贿20万、100万的，根本就不会判死刑。”吴义春认为，贪污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更大，这说明“我们的法制理论上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我们原来的立法是否将不同利益的群体放得有高、有低？”北京律师李海波认为，比起贪污受贿，盗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要小，“一些贪官贪了很多钱，被判十几年的，也有很多。幷且，贪污受贿很难被查出来，但用银行卡取钱则有摄像头录像，肯定会被抓住。”（上海《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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