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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辉将民粹主义运用得登峰造极 |
中评社讯╱题：“台湾民粹主义：对抗思维下的权力游戏”，作者：刘红（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研究生。
民粹主义是台湾政治生态中不容忽略的重要现象，不但影响和改写台湾政治的版图和气候，主导各种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更以零和博弈为旨归，成为建构两岸和平架构的最大隐患。
民粹主义：一种政治动员手段
学界对民粹主义（Populism）的理解众口纷纭，莫衷一是，难以给它下一个明确定义。英国政治学者凯诺文（Margaret Canovan）将其内涵界定为：「直接诉诸人民的道德情感，反精英、反主流文化、反既有权力结构的群众运动」。民粹主义不满既有社会制度和主流价值，采用简化问题、激化对立的论述策略，煽动敌对情绪，甚至不惜采取偏激的反制行动，排斥异己，从而飞象过河，确立自己凤舞九天万佛朝宗的绝对权威与无上地位。
民粹主义者不是「目的论」，而是「手段论」；不是夺得权力来推行民粹主义，而是利用民粹主义来夺得权力。
民粹主义塑造直接诉诸民意的姿态，获取向现存体制挑战的道德感与正当性。民粹主义不但反对握有权力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也反对他们所代表的主流文化和社会秩序，目标在于重新分配和获取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民粹主义者以全民公益或主流民意代表自居，以向统治阶层或敌对阵营宣战为感召，以完成权力客体向权力主体跃进的乾坤大挪移为根本诉求。
在民粹主义者的政治论述与理论架构中，他们代表的是抽象的整体的「人民」利益，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以某一特定单一的族群作为其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的基本立场，罔顾另一些利益群体的存在。在命名和规范某一族群是真正的「人民」的同时，另外一些则被定义为利益与权力的「他者」、「敌人」。“「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
民粹主义崇尚集体的暴力。民粹主义认为，只要五个人一致同意，就可以任意剥夺第六个人的财产、尊严、生命或个人意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民粹主义所皈依和依托的单一族群在历史进程中，积蓄有某种程度的不满情绪。德国社会学家亚努雪克认为，民粹主义并非政策理论或意识形态，其主要特征之一，是以愤懑不平形态所呈现的非理性意识作为政治动员手段，而这种长期累积的愤懑来自对既有政治资源分配的不满，一种被拒斥于权力核心之外，沦为权力客体的愤懑。
民粹主义政党选择性地汇集与整合民众的不满情绪，铸犁为剑，热衷于短线炒作，利用其来进行政治动员谋取政治利益。为求得理想效果，往往突出、激发和强化这种情绪，甚至将其推到极致，社会和谐自此破局，仇视或敌视心态浓云密布。
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如影随形，它虽以人民的名义自我标榜但往往走向专制，反对精英政治却常常导致个人独裁。在民粹主义政党中，富有个人魅力的领导凌驾于体制之上，通过放低身段向民众媚俗以巩固和扩充自己的权力。民粹主义领导具有草根性特质，他们走进民众，以简洁有力的蛊惑性诉求给受众造成听觉上的狂热冲击，赢得或窃取民众的信赖和崇拜，彼此建立类似于宗教般的效忠依附关系。他们不断制造「事件」证明自己的「神性」，维系领导权威不坠。民粹主义政党「英雄驾驭群氓」式的反制度化组织运作，权力过度集中于领导者，造成民粹主义领导的威权和不宽容性格。
台湾民粹主义：对抗思维下的权力游戏
台湾民粹主义在两蒋时代，是弱势族群和边缘团体对戒严体制和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反动，蕴含了民主的核心要求和基本因素，有其积极性和革命性的一面。但蔓延到「李登辉时代」和「陈水扁时代」，橘逾淮南为枳，民粹主义由附庸而蔚为大潮，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人物蓄意操弄、裹胁、劫持，蜕变成了一种基于政治权谋以最大限度攫取权力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的权力的傲慢与偏见。
在台湾民粹主义的理论体系里，「台湾人的台湾」、「台湾主体意识」的政治图腾和认同符号，正是诉诸某种血统纯正论的单一本质群体。民粹主义被浓缩成了血统论者和本质论者。
李登辉将民粹主义运用得登峰造极。不断撩拨和利用民众的历史悲情，制造和挑衅省籍对立，借推行「本土化」之名行权力斗争之实，成功地以所谓「台湾意识」动员群众，用推动民主改革的冠冕堂皇名义，收编「党外运动」数十年的努力成果，挟「民意」自重，派系分赃，金权政治，违法犯纪，独断专行，大权独揽，逐渐迈向权力巅峰。所谓「台湾意识」、「本土化」等政治动员模式，毋庸置疑，是诉诸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长期打压、漠视台籍政治精英所衍生和沉淀的不满情绪。所谓「台湾人出头天」、「台湾人的悲哀」等情感宣泄，无非是将国民党政权建构为「外来政权」，以「外省人」为假想敌，并以此假想敌凝聚支持力量，各个击破，逐一打击、清除政治异己势力。
陈水扁一方面突显自己是「李登辉路线」真正继承者的血统正性，诉求「台湾人出头天」；另一方面则高悬「终结黑金」招牌，将国民党简单粗暴等同于黑金政权，强调民众在黑金政权之下，只是权力操控的客体，唯有「政党轮替」之后，民众才能真正成为权力的主人，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才能最终达成，道德的大旗才能迎风飘扬。
李登辉与陈水扁不约而同，都利用营造和挑唆民粹主义动员民众，编织个人神话崇拜：一个是「民主先生」和「台湾之父」，一个是「台湾之子」；一个自诩为摩西，一个变装为约书亚。「父子」均膺「台湾」之名，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伪国族认同神话于焉书写完毕。
民粹主义在赋予自己以道德制高点的同时，剥夺对手或敌人的正面形象，将对手逼入道德墙角绝境，陷其于不义。「民粹运动者惯于把敌人『妖魔化』（demonized），一方面这可以强化自身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自己的内部凝聚力」。
台湾民粹主义政治人物藉由政治语言暴力，巧言令色，以煽动敌对情绪为能事，将「本土化」、「台湾意识」、「爱台湾」等政治口号内化为排除异己唯我独尊的道德要求与游戏规则，以「爱不爱台」切割敌我，同时又垄断了「爱不爱台」的话语主导权与解释裁决权，生杀予夺，操之在我。
台湾民粹主义将「台湾」、「台湾主体性」供奉成独步武林一统江湖唯我独尊的「神主牌」，顶礼膜拜，不容挑战，将「中国」、「外省人」、「外来政权」、「蒋氏王朝」等词语剥离具体语境，异化、符号化为「他者」、「敌人」。将台湾历史本质化为「他者」、「敌人」对「台湾」的压迫和殖民，渲染和强化「台湾」所承载的历史悲情意识，并将这种悲情意识转化为动员民众的方法，转化为选票。「台湾」标签、符号所向无敌，藉以收割和瓜分权力。只要被界定为「他者」，就万劫不复，就不可能成为「台湾人」，而是「台奸」，而是当然的「敌人」，就不配享有任何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行可诛。台湾民粹主义实质上演变成了一种「福佬沙文主义」的霸权主义。所有的政党政治与政治政策都失去了理性思考与自由讨论的空间，只有主观的认为，只有基于政治利益考量的帽子、棍子与标签。民粹主义情绪高涨的民众，不是基于理性与智慧来作出判断与选择，而是直接听命于感觉或感性等情感好恶，主观的好恶经常误导与遮蔽了理性的客观判断能力，随民粹主义政治人物的「神圣」指挥棒起舞。
台湾民粹主义虽然具有攫取选票，获得权力，争取自身最大的政治利益的重要功能，可是这种撕裂族群的政治动员方式，同时也在分化台湾的社会情感，导致蓝绿严峻对立，危机四伏。任何亦步亦趋向和解、「中间路线」靠近的政党和政治人物都必须付出高昂、惨重的政治代价。
在民粹主义的政治生态下，昧于时势，用情绪湮没理性，以主观想像遮蔽客观现实，一切对于两岸关系的理性思考，任何放低身段、谋取和解共生的主张，都可能被「污名化」，有被贴上「台奸」、「中共同路人」标签之虞。而越是激进、越是彰显所谓「台湾主体性」、「台湾尊严」、「国家主权」、「被打压」的做法，则越被当作道德高尚，政治正确，神圣不可侵犯。
民粹主义排斥双赢，只能导致零和结局
民粹主义反智，非理性，罔顾事实与时势，以主观代替、取消客观；其以对抗获取权力的思维，是以一个极端来挑战、冲撞一切理智、理性的规模和制度。可是冲撞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任由极端的民粹主义主宰台湾政治的风云变幻，那么，台湾民众便永远只懂得在「省籍」、「统独」与「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问题上打转，社会内部的能量在蓝绿恶斗不断中空耗殆尽。当口号、口水、棍子和帽子在声嘶力竭中泛滥成灾的时候，事关民生、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议题却在规避中一再延宕，乃至被抹杀、被忽略不计，社会和文化无法向上提升，只会向下沉沦。而台湾民粹主义在两岸政治中，非但摧毁了确立求同存异、同生共荣的两岸合作双赢架构可能，反而会引发零和对决的毁灭性结局。
养虎遗患，玩火自焚，台湾操弄民粹主义的政治人物在将反智的民粹主义怪兽当宠物饲大，收割利益的同时，必须注意到，其反噬能力也在水涨船高。民粹主义「如同打开了潘朵拉盒子，只想让他们需要的精灵飞出来，问题在于他们毕竟不是魔法师，更不是上帝；他们在放出对他们有利的精灵时，出乎他们掌握之外的是，那些他们不需要的精灵也都跟着飞了出来」。
「扁宋会」，台湾「朝野和解」、「政党和解」；连宋「登陆」，「去中国化」的「防火墙」轰然崩溃，以往屡试不爽的祭「红帽」血滴子的必杀技和无上心法，现在全然不奏效。以对抗为旨归的民粹主义明显是有悖于台湾的真正主流民意的。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05年10月号，总第9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