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美关系起伏与以前各次重大起伏的重要不同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在曲折中不断发展累积的结果，是中美关系趋于成熟的重要表现。尽管美国国内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对美国的影响，存在很不相同的判断，并因而对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但二○○五年中美关系起伏的过程表明，第二届小布什政府不仅延续了第一届小布什政府和中美建交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内涵，而且面对中国和平发展的现实，无论在认识和判断方面，还是实务方面都有新发展，从而推进了中美关系趋于成熟的过程。
内部争论加速美对华政策定型
在二○○五年的中美关系起伏中，更确切地说在二○○五年的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战略、政策的争论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争论的双方有着共同的前提，都承认中国的发展已取得重大成就，而且还将继续发展，并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的发展及其影响是否对美国形成威胁，并由此引伸出关于对华战略、政策的争论。从而形成了主张强化对中国围堵的「屠龙派」和立场、态度相反的「拥抱熊猫派」。第二届小布什政府则采取了务实的「中间路线」，但实际并不折中，故被称为「熊猫骑墙派」，而不是「屠龙骑墙派」。这不仅因为处于执政地位必然务实，而且因为冷战结束以来十几年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现实，特别是第一届小布什政府以来中国和的现实，给第二届小布什政府的务实立场和态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在二○○四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时，中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没有成为竞选的热门话题之一，而在二○○五年上半年对华战略和政策都引发了一场争论？在二○○四年总统选举中对华政策没有成为热门话题之一表明，美国的两党对于中国和对华政策已有基本共识，而且美国民众对于这一话题也没有特别的关注。至于在二○○五年上半年出现关于对华战略、政策的争论，则实际上既与两党政治无关，也与民众的关注无关，引发争论的除了美国军方之外，主要就是一批学术的「精英」，例如号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的米尔斯海默，起了明显的推波助澜作用。
令人感兴趣的是，对中国和中美关系有着实际了解，特别是曾经实际从事过对华事务的人士都持相反立场，例如老一辈政治家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以及曾任驻华大使、代办和武官的许多人，甚至以主张对反华强硬着称的李洁明也包括在其中。其实，美国军方的立场、态度与「理论大师」们也有微妙差别。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小布什政府中所谓的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一再宣扬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对亚太地区，实质是对美国所谓的威胁。但他不仅在二○○五年十月进行了担任国防部长五年多以来的首次访华，并对访问感到满意，而且他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也有另一面的看法，称「我们两国正在许多领域合作──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我们的关系需要合作和坦诚。」二○○五年上半年的争论虽然一度声势不小，但实际上第二届小布什政府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务实立场，态度始终居主导地位，所以才有下半年中美关系的进一步重大发展。
二○○五年上半年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就是对于迅速发展的中国的定位问题。可以说，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在美国一直存在的问题，但随着美国各界人士对于中国的迅速发展已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形成共识，这一问题在二○○五年上半年变得更为突出，所以引发了争论。也正因为如此，第二届小布什政府形成了关于中美关系「很复杂、很重要」，中国应成为国际体系「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的定位。这是比「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战略竞争对手」、「建设性合作伙伴」等定位更符合实际、更务实的定位。小布什称：「中美关系是喜忧参半。一方面，我们的贸易、对话和合作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例如在知识产权、货币、市场准入等方面还有一些工作要做。所以，我们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重要的。」
佐立克九月份的讲话是对「复杂的，重要的」中美关系的全面、具体阐述。他说「今天的中国绝非一九四○年代后期的苏联可比」；「最重要的是，中国不认为自己的前途取决于不废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事实上情况正相反；中国领导人认定，他们的成功依赖于与当代世界联网」；「我们如此密切相关，已经无法与中国保持距离……其它国家也不可能与中国保持距离」；「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这些言论清楚显示了第二届小布什政府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定位：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中美关系不是敌对的；中美关系密不可分，基础是两国面临的廿一世纪的共同机会和挑战；中美之间不仅在观念上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在一系列具体的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应该说，这种定位基本符合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实际。
第二届小布什政府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定位，是在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做出的，而不是按照「理论大师」的「理论」推导出来的，因而必然是务实的，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二○○五年上半年的争论肯定促进了这一定位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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