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有“台湾哲人”之称的李春生《天演论书后》出版。
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作品也有《天演论》影响的痕迹。例如，赖和的小说《斗闹热》语涉“优胜”、“劣败”、“竞争”等；天游生的小说《黄莺》有“我们是乐天安命主义的，也是个人主义的，全不懂合群的利益，怎样的生存竞争”的话。
胡适《四十自述》谓：“《天演论》出版以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诚哉是言也！胡适说得对，《天演论》“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包括风行到台湾；近代中国思想界从《天演论》接受了“优胜劣败”、“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严译术语，接受了“与天争胜”的竞争和抗争意识、“怵焉知变”的危机和改革观念、“自强”“合群”的团队精神。
胡适《四十自述》谈的是他少年以后亲历的情形，对其幼年的发生的乙未（1895）大耻辱并未提及。
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签订、四月十四日换约生效的《马关条约》是中国积贫积弱、国运衰败的大暴露。约之第二款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等地列进“划界以内”，“永远让与日本”，是为割地条款。
我要指出，在这割地条款背后，是未诉诸文字的弃民条款。台湾既割，生活在台湾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的台湾人民面临的是“弃民”的命运。
1895年初四日，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黄宗鼎、罗秀蕙“取具同乡京官”台湾进士叶题雁、李清琦“印结”，向都察院上书，抵制《马关条约》，其文乃以“台民忠勇可用，但求朝廷勿弃以予敌”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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