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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台湾研究会秘书长、研究员邵宝明发言（中评社 李娜摄） |
台北商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副教授刘昊洲表示，公务伦理是公务员执行职务，或履行与其身分相关行为举止时，应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在公务职场中，与依法行政俱是规范公务员的主要准据，虽然有人说依法行政是公务员最高的行事准则，但不容否认的，在法律未规范之处，在法律授权处理之际，都是公务伦理驰骋的场域；在法律规范之上，甚或制定法律之前，基于正义与人道的伦理抉择，则显得更为重要。
他继续说，公务伦理乃源自1968年美国新公共行政学派的大力倡导，但流传至我国后，由于传统伦理道德的丰硕内涵，遂使小溪顿成大河，不论在高度、深度与广度，皆更有可观性。其中的源头即来自孔子的谆谆教诲与启示，所以说孔子不只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对学校教育的影响至深且大；对于当前政府部门公务伦理的内涵，也注入丰沛的水量。
刘昊洲指出，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对于当代公务伦理的启示，大致有：修心为上、以身作则、人道关怀、道德为先与认清分际等5个特点；不过如从现代社会科学的尺度回头检视其思想，亦不难发现其有语意不清、公私不分、因人而异与过于理想等4个可以检视的地方，都是值得我们留意之所在。
金马台澎两岸交流协会会长苏进强认为，中华文化已经内化成为台湾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文化有它的高度，也有它的基础，两岸关系万丈高楼平地起，两岸的文化认同问题在于高低不能整合，两岸说再多的政治互信，如果没有社会互信就等同于没有基础。
苏进强指出，两岸民间的互信和心灵契合，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转变。在文化上，上下层一定要相辅相成。
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教授朱磊在发言中表示，国家系统演化进程中，特别是处于临界点时，政权能否把握涨落实现统一相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权的“策”。策略核心应该是展示权益弹性，表明政权有能力向更多国民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公共产品从而赢取国民的信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信任感，有了信任才能使权力、制度、社会和政治机构持续运作。
朱磊指出，政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在维护掌权党派利益的同时，要让国民相信其政策或政策主张能代表广大的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未来能够提供国民更多、更优、成本更低（绝对优势）的公共服务，以更好满足国民生存和生活的福利需求。这种信任应通过软硬两种策略在长期施政中建立。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陈刚说，两岸年轻人决定两岸关系的未来，两岸的交流是不充分、不对等的。台湾年轻一代对大陆不了解，他们离开台湾首选的地方很可能就是日本、新加坡，很多台湾年轻一代甚至没有离开过台湾。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两岸的发展将遭遇非常大的瓶颈。
“两岸青年共同成长，称为‘发心’的阶段，2015年，大陆教学创新发展的非常快，不再是虚拟教学，而是实战教学。我们通过最前沿的技术关切两岸青年的成长交流，并且创办了‘两岸大学生创客营’。”陈刚表示，两岸的交流是需要创造出来的，现在最缺乏的就是创造两岸民间交流的大平台。台湾的年轻一代比较迷茫，通过“两岸大学生创客营”他们找到了方向，通过这样一种交流，台湾年轻人找到对大陆的亲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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