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表明，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之前的冷战时期，台湾当局的判断和选择基本正确，因而为台湾的生存和发展赢得了机遇；而冷战结束以来，台湾当局的判断和选择的谬误日益明显，台湾的生存和发展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困境。1949年蒋氏父子的“国民政府”退据台湾及若干离岛，陷入严重的内外交困之中。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东亚安全形势出现二战结束后最重大变化。蒋氏父子认识到，冷战的激化是维系他们政权的难得机遇，他们选择了在冷战中坚定地成为美国筹码的政策，并在以后几十年中一直坚持这一政策。这为他们赢得了美国的军事保护，以及大量经济援助和长期政治支持，从而得以坚持与大陆几十年的对抗。但是，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1979年中美建交，都曾经对台湾当局形成强烈冲击。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的较长时期内，相继在台湾执政的李登辉、陈水扁，实际上一直坚持以冷战思维，判断中美关系和东亚安全形势，并据此做出政策选择。1999年5月7日美军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关系受到严重冲击，7月9日李登辉抛出“两国论”；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开始国际反恐战争，陈水扁表示积极支持美国反恐，同时于2002年8月抛出“一边一国论”。但他们并没有获得美国支持，反而都被美国斥为“麻烦制造者”。由此，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处境更加困难，而且在国际社会的边缘化日益明显。
2010年至今，东亚安全形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变化。2012年下半年，台湾当局开始积极宣扬、大力推进所谓的“小国外交”。按他们的说明，“小国外交”就是，台湾须在充分认识“两大之间难为小”的处境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两大之间善为小”。这清楚表现了台湾当局对于东亚安全形势变化及其对台湾影响的判断，以及相应的对于相关政策的选择。很明显，台湾当局认为，无论美国亚太战略调整，还是大陆与日本关系严重恶化，以及与菲、越领海及岛礁主权归属争端激化，表明大陆与美国及日、菲、越等实际都处于对抗状态，这为台湾提供了应该并且可以利用的机遇，以在东亚安全形势的重要变化中，改善台湾的国际处境。2012年以来，台湾当局的相关政策，越来越清晰地表现出这一走向。首先，台湾当局明确支持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在坚持对美军购的同时，积极要求加入TPP，特别是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今年4月，还在华盛顿公开声称，台湾准备在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中，扮演更积极角色；其次，台湾当局一再强调其“友日”政策，在反复声称不与大陆“联手保钓”、“联手对日”的同时，与日本签署了“日台渔业协定”；第三，台湾当局抛出“东海和平倡议”，明确表示台湾当局要积极争取处理钓鱼岛主权归属争端的话语权、参与权，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争取台湾在处理南海岛礁主权归属争端的话语权、参与权。
深入分析台湾当局上述政策可以发现，虽然这些政策各有不同内涵与侧重，但共同特点是，通过积极推进与大陆冲突方的双边关系，缓解台湾的国际困境，争取更多国际空间，包括参与更多国际合作、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参与权、话语权等等。总之，是更积极、主动地力争改变近年来日趋严重的，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边缘化。此外，还有一个与此密切相联系的共同特点，就是在推进这些政策时不直接挑战大陆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底线，不涉及在国际上制造“台独”、“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两个共同特点清楚显示了，台湾当局政策选择的苦心孤诣，以及志在必得的决心。但是，几年的实际事态发展表明，面对近年的东亚安全形势重要变化，台湾当局政策调整的成效却乏善可陈。几年来，美台关系并没有因台湾积极支持美国亚太战略调整而有明显增强。在大体维持美台关系原状的同时，以“弃台论”持续表现为主要内涵的美台互疑，不断有所加强。今年4月，就在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在华盛顿声称，台湾要在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中扮演更积极角色的几乎同时，美国著名的保守派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公开发表《再见，台湾》的论文，宣称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应放弃台湾，在台湾引起很大震动。台日关系有所推进，台湾当局把签订“台日渔业协定”，视为“小国外交”成功的典范。但实际上，台日关系并没有突破。在南海问题上，台湾继续处于没有参与权、话语权的地位，没有任何改变。总之，尽管台湾当局积极进行政策调整，但台湾的国际困境并没有减轻，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边缘化更为明显，表明台湾的政策调整基本没有成效。
多年来，只要台湾拓展“国际空间”受挫，就必然归咎于大陆的“打压”、“封杀”。但是，对于近年来争取拓展台湾“国际空间”、改变在国际社会的边缘化状况成效不彰，台湾方面并没有过多地归咎于大陆的“打压”、“封杀”，因为只要台湾方面的动作没有触及一个中国原则的底线，即便对于敏感的“国际空间”问题，大陆方面基本以不予置理的方式处理，所以台湾方面难以将政策调整成效不彰归咎于大陆方面。
其实，台湾方面政策调整成效不彰的直接原因十分清楚，那就是对于正在发生的东亚安全形势重要变化，包括对于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中日关系恶化，以及中越和中菲关系紧张等的判断严重失误，即对这些变化的原因、性质、程度和影响等，都做出了脱离现实的，甚至是延续冷战思维的判断。关于最重要的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和中美关系变化的判断，谬误最明显。主要是，认为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就是遏制中国，中美将陷于“新冷战”，而台湾作为美国战略筹码的地位将再次加强。根据这一完全脱离现实、带有明显冷战思维的判断进行政策选择，当然不可能有成效。除了上述明显的直接原因外，在深层次上还有更重要的，具有根本意义的原因，即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边缘化，已经严重到无论台湾怎样调整政策，都已经不可能改变，甚至是有所减轻也不可能的程度。实际上，从1971年10月“中华民国”被驱逐出联合国开始，台湾就在国际社会不断被边缘化。在四十多年中，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边缘化日益明显、严重。直接的原因当然是两岸关系在国际上长期的激烈较量，以及大陆在较量中不断强化的压倒性优势；而根本原因则是两岸综合国力对比消长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两岸国际影响消长变化中，大陆方面不可逆转的优势持续强化。2008年5月以后，在两岸国际较量明显缓解的背景上，两岸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悬殊差距的影响却更为突出。2010年之后，大陆GDP总量巩固地居于世界第二，进一步促使这种两岸悬殊差距的影响越过了临界点，进入全新的状态，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以及台湾如何选择、调整政策，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边缘化，都不会，也不可能减轻，而只能更加严重。这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中国大陆明显强大，并将更加强大的必然结果和表现。由此，国际社会也普遍认同，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努力，都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2014年4月，在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声称，台湾愿在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中分担重负时，美国重要台湾问题专家容安澜明确表示，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如果纳入台湾，将可能危及台湾，损害中美关系，清楚显示了出于美国利益，对于台湾参与的排斥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湾当局调整政策，力图改变台湾在国际社会边缘化日益严重局面，但却成效不彰的同时，随两岸关系持续改善，2008年5月以来台湾走出严重国际困境之后，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边缘化也开始出现某些减轻的迹象。2013年9月台湾得以列席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台湾开始酝酿参与RCEP及其它与东盟相关的国际合作等等。事项不多，但却是台湾一直追求的。尤其重要的是，这些都与台湾因应东亚安全形势变化的政策调整无关，而只是保持两岸关系稳定、持续地和平发展的新成果。这些事态发展再一次表明，从大陆走向世界，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只要持之以恒，肯定越走越宽广；而企图“从世界走向中国”，则只能是虚幻的自我安慰，台湾根本没有脱离大陆，而能走向世界的可能。
几点结论
1、2010年以来的东亚安全形势变化，是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形势最重要的变化，是多极化格局在东亚开始形成的磨合期的表现。
2010年以来，美国在亚太战略调整、中日关系严重恶化，以及中越、中菲南海岛礁主权归属争端激化，导致东亚安全形势发生冷战结束以来最重要变化。这不是“准冷战”或“新冷战”在东亚的开始，而是在中国明显强大后，中美竞争与合作同步强化的背景上，中日、中越、中菲历史与现实利益冲突加剧的反应。中国明显强大，促成了东亚多极化格局加速形成，并正在经历不可避免的磨合期；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最终必将促进东亚和平度过磨合期。
2、台湾当局重视东亚安全形势的重要变化，选择了更加积极主动地与大陆冲突方改善双边关系的政策，以减轻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边缘化处境，但成效不彰。
台湾当局十分重视东亚安全形势变化。2012年以后，台湾当局提出和推行的所谓“小国外交”表明，台湾当局选择了更加积极、主动地争取与美、日改善双边关系的政策，以及一再宣称在中日钓鱼岛主权归属争端、南海岛礁主权归属争端中，不与大陆方面联手的这个政策，以及争取台湾在处理相关争端中的参与权、话语权，以减轻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边缘化。但是，台湾当局对东亚安全形势变化，及其对大陆和台湾影响的判断，囿于冷战思维，明显脱离现实，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推行“小国外交”等政策选择，必然成效不彰。
3、东亚安全形势重要变化以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边缘化已达到临界点。国际形势变化和台湾的政策调整，都已不可能减轻台湾的边缘化。只有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台湾的边缘化才能够减轻。
1971年“中华民国”被驱逐出联合国以来，台湾在国际社会日益边缘化。面对近年的东亚安全形势变化，台湾当局试图通过推行“小国外交”政策，减轻其边缘化处境。但实际的事态发展表明，台湾当局减轻边缘化的努力收效甚微。台湾当局囿于冷战思维，对东亚安全形势变化判断明显错误是直接原因；而台湾的边缘化已达到国际形势变化和台湾政策调整都不可能减轻的临界点上，则是根本原因。主要是两岸综合实力对比和国际影响对比，在大陆方面明显强大后已达到非常悬殊的程度，台湾当局的任何政策调整，都已不可能有所缓解。事实已一再显示，只有两岸关系持续、稳定地和平发展，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边缘化，才能够缓解、减轻。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4年7月号，总第19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