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7月7日电／英国公投脱欧后，有几十万选民表示不服，要重新公投一次，又有伦敦民众游行，呼喊要“独立”重返欧盟，更有不少民众对结果咋舌，票都投了才搜寻欧盟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有论者认为公投结果“胡闹”而“民主质素”欠佳。不过笔者以为，公投结果和选民质素都无可非议，事件只是反映投票选举的结构性缺陷。
不少论者批评民众欠缺理性，不懂国际政治，又怎能决定脱欧与否。他们觉得国家大事应该由政治精英运筹帷幄。笔者却以为，投票选举本身事实上不是一种理性协商过程，而只是最后表决手段，协商过程应该在选举之前进行。正如大家熟悉的议会，议案投票之前都须一读二读三读，这就是一个讨论程序，议员提出各种修订，代表民意反覆争辩，充分交流意见；即使小数派也有可能说服多数派，外国就有违背政党立场的所谓“良心表决”；反之，如果议员老是缺席，三读才露个面举个手，就会被讥为投票机器，而小数派拉布，也是绕过讨论环节，直接阻挠表决的策略，两者俱使议会沦为纯粹的战场而非议政之地。
放诸英国公投，只要投票之前的宣传和大众教育工作做得充分，社会自然充分讨论，而最近数年，英国社会早就展开关于脱欧的各方面的思考。如果这种宣传被误导、教育不充分，也非民众“民主质素”欠佳，应是某些社会资讯被垄断和操纵的结果。
无论内部意见如何分歧，任何组织都须作出最终决定。古时一言不合就得见血，在上古和中古时代，神谕和决斗往往也是一种最终决定。不过理性也随着历史日渐壮大，人们意识到“少数服从多数”的道理：如果小部分人宁愿吃亏也一起维持内部和平，就有助组织团结，追求更多的功业和福祉，使大家得益。
从这个角度来说，选举政治的“多数”之所以能让“少数”服膺，前提是整体的存在，每个“小我”的付出可从“大我”获得回馈。然而，要是组织内部丧失了信任，成员不再相信“大我”的公正，那么投票就失去效力，少数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服从多数。
英国正是陷入这种情况。我们看脱欧公投结果，正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不动产价格走势吻合，危机之后继续赚钱的人多数支持留欧，反之则多数是脱欧派；也与社会的年龄结构有关，年长的倾向脱欧，年轻的倾向留欧；还有南北的地域因素，等等。英国社会早因国家无法(或不愿)共渡时艰而陷于撕裂，脱欧只是一个爆发点。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选举结果都不会被认同。这是选举政治的极限，“少数服从多数”并非天然的道德准则，如果社会信任解体，人们只会奉行“宁我负天下人”。从脱欧之后反悔如潮的现象来看，我们不仅不应该嘲笑它“胡闹”，反而应该珍惜选举，选举是现在被视为解决纷争的民主决策方法之一；要是没有这种民意表达通道，内战往往就是最终结果，例如叙利亚。而笔者以为，对策就是重建政府的合法性，合法性除了法统承继，还须包括政制设计的公平性，以及社会不同阶层互相扶持、共渡时艰的决心和行动。
作者是城市智库召集人，观塘区议会副主席洪锦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