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1月24日电／资深评论员周八骏24日在大公报发表文章说，今天香港政治情况距离普选所要求的条件尚有明显差距，这就是香港政治团体、政治人物普遍缺乏现代政治应具备的能力和情操。梁振英及管治班子不能因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香港政治存在结构性缺失而懈怠管治施政。香港社会必须深思，在存在上述各种明显缺失的条件下，选择怎样的政改路径？
文章说，梁振英首份施政报告没有将2016年立法会和2017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公众谘询列入2013年特区议程，反对派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是意料中事。我已撰文说明过为何2013年不应讨论政改议题的道理，这里补充说明∶与其陷入无谓的争拗，不如冷静深入地思考香港民主政制的路径。
“路径”以“目标”即普选模式为前提，指的是实现目标的“过程”。从2006年以来，香港社会关于香港普选模式的讨论是存在明显分歧的，相应地，关于实现目标的“路径”也存在明显分歧。
本文撇开“目标”不论而专谈“路径”，是因为最近即使与反对派关于普选模式的看法相同或相近者，也开始质疑反对派所普遍主张的“路径”。
反对派追求西方模式
文章说，反对派所追求的是西方政治模式。在这一点上，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香港民主发展网路成员黄伟豪所发表的关于香港政改的一系列文字没有异义。值得注意的是，他日前在《明报》发表《CY下台之后――香港民主化的第二度危机》一文中指出：即使“中央容许我们普选特首，新产生的民选政府是否有足够的管治能力，驾驭香港多元和复杂的形势，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间接引述英国BBC一位记者对香港政治的观察称∶香港的参政者缺乏“无私、勇气和奉献”。他担心“很多争取民主的人士，过分相信香港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均可在实行民主后迎刃而解，而忽视了提升管治能力这重要的一环，造成香港民主运动破多于立的局面，为日后的民主政府是否有足够能力执政，巩固香港的民主化带来忧虑。”
黄伟豪的文章表明，只要面向香港政治实际而不是关在理论的象牙塔里，那么，是能够发现今天香港政治情况距离普选所要求的条件尚有明显差距，这就是香港政治团体、政治人物普遍缺乏现代政治应具备的能力和情操。在这一点上，我与黄伟豪有同感。
文章说，最近，我反覆指出，香港长期是一个商业城市，视从政如经商者，比比皆是。反对派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反中央反特区政府之所以表现得十分勇猛，是因为没有政治风险。如果有政治风险，那么，相当一部分人是会畏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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