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解释说，在冷战时期，从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两国关系正常化，再到里根总统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基本驱动力是对抗苏联的战略扩张。但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对抗苏联扩张的战略基础由此消失。这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几乎是釜底抽薪。美国方面随之产生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还需要中国？特别是美国还有一些政界和学界人士认为，既然共产党执政70 多年的苏联都可以迅速地分崩离析，那么中国有可能步苏联的后尘。所以苏联解体后，在美国出现“中国崩溃论”的论调。
“但中国没有崩溃，反而不断发展壮大，”陈士良说，于是美国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到了新世纪之后，“中国威胁论”就变得比以往更加现实和突出。2010 至2011 年前后，美国战略界达成共识：今后数十年，中国将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主要挑战者。美国一些右翼人士还把制约中国发展作为美国的首要任务。
“所以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关系原有的战略基础没有了，中美关系一直处于波动之中。1999 年发生了‘炸馆’事件，2001 年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奥巴马政府时期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利用亚太地区的一些多边机制约束中国，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南海挑起争端，执意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又推出‘印太战略’，挑起中美贸易战。”
陈士良认为，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定位非常的高瞻远瞩。中美建交之初，虽然美国发展中美关系的主要目的是要拉中国对抗苏联，但邓小平并没有因为苏联的威胁而在政治上和安全上倒向美国，而是把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大战略的组成部分。
他指出，事实证明，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这种定位是非常正确的。几代领导人都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这个定位，为中国的崛起和确保战略机遇期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大业。正是得益于中国历任领导人的努力，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在政治、经贸、军事、人文和技术转让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逐渐变得多元。特别是两国经贸关系，持续为两国关系提供新的动力。正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全面性发展，中美关系才经受得住了冷战结束的冲击，也基本经受住了特朗普上台后的暴冲。
但是，陈士良坦陈，美国与中国进行合作的既有战略基础缺失之后，美国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度变得更加消极。美国迟迟不肯认真执行“八一七公报”。近年来美国对台军售不断升级。如果不是台湾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钱，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还会更多。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更是大打台湾牌。美国先后两年都通过了强化美台军事关系的“国防授权法案”，通过了提升美台官方互动的“与台湾交往法”。这些都显示，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逐步从“不反对两岸统一”到“不支持两岸统一”，发展到今天的“干扰两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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