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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与中评社记者分享了参与政治工作的心路历程。 |
记者: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是什么?下一届特首可以怎样化解这些矛盾呢?
梁振英:我认为香港最大的“深层次矛盾”就是贫穷问题。贫穷问题是香港很多其他问题的根源。
香港的贫穷问题比较特殊,我们的问题不仅是差距拉大,更加重要的是收入最低的30%市民的收入下跌。并非广东人说的那句“人比人、比死人”, 而是自己比自己一年不如一年。
香港的贫穷问题是喇叭形的:上层的收入增加得很快,下层的不是追不上,而是下跌,而且不是少数人的收入下跌。1996年和2006年香港分别进行了两次中期人口普查,比较两次的统计数字,我们发现,在370万工作人口当中,高收入的人收入增加得相当快,而下面30%的人(110万工作人口)收入下跌。如果算上这110万人口的家人,就是二、三百万人,是一个相当大的社群。然而,这10年里,香港的人均GDP实质增长34%。
也就是说,香港整体社会发展起来了,但是后面留下了很多人,造成我们的经济发展利益不一致。我认为,一个社会经济发展利益一致,是很重要的。在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不一定、也不应该平均分配,但也不应分配不一致,这种不一致造成很大矛盾,所以说这是香港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
我相信,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反对社会继续发展,包括一些大型基建项目的发展,是因为他们从社会发展当中,看不到自己得到好处。去年特区政府向立法会申请要求拨款建设高铁,很多年轻人包围立法会表示反对。我和年轻人谈话,发现部分年轻人有这样的想法:他们知道高铁对香港经济有好处,但是他们认为社会基层(包括他们的父母)是不会受益的。在他们眼中,高铁的建设让建筑商、地产商、工程师得益,而不是让整体市民受益。所以我认为,一定要做到发展的利益一致。
这个问题当然有很多背景,有好多历史的原因,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对我们社会产生好多的负面影响。包括会影响到政府管制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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