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台北的领导人第一次作出这样的努力。实际上，这已经是第三次。第一次，是90年代李登辉推出的，因为亚洲经济危机而作罢。然后，中国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制造业和广大的市场，吸引了台湾商界的投资和目光。第二次是2002年陈水扁执政时期，因为当时台湾60%的对外投资都在大陆而走到尽头。
蔡英文似乎特别看重她的这个承诺，还为此专门设置了“新南向办公室”。这也设定了蔡英文对东南亚的整体战略基调和方向。
虽然政策不该被预先判断，但确实存在可能推动或阻碍蔡英文南向政策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经济逻辑上，现在比原来好。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对放缓，沿海地区成本的增加，台湾业界会愿意南进，也有一些东盟国家欢迎台湾投资。
然而，东盟国家也不愿意在两岸争吵时夹在中间。2000年以来，中国和东盟的经济依存度不断加深，增速迅猛。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和亚投行倡议使注意力集中在与北京保持双赢上。因此，台湾追求南向政策的关键与同北京建立稳定的两岸关系串联在一起。如果北京不高兴了，和东盟的关系也不会蓬勃发展。
每当台北寻求“国家”承认时，北京就会抵制。因此与其强调与台湾的关系是政府与政府的关系，东盟不如多管齐下，优先开展商业交往和民间往来。双向研究、商业和投资的联系应该重建和加强。这样的网络可以帮助台湾更多瞭解区域内政治经济的细微差别，开拓区域合作的合适经济战略，而不与大陆正面交锋。比如，“中央政府”之外，台湾建筑和重型机械企业可以与东盟的地区政府打交道，挖掘出工业或经济区，小范围投资发展。
台湾的私营部门也可以在新南向政策中发挥关键作用，也应该鼓励他们与当地企业发展业务上的伙伴关系。比如富士康已经在越南成功存在并建厂，当地视其为关键投资者。
鉴于两岸关系的本质，未来东盟与台湾的关系会有很大偶然性。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是否能真正向前走，取决于（九二共识）这个标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