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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共识——寻找全球化的新动力和新结构

http://www.CRNTT.com   2016-09-08 07:19:11

杭州共识：开启全球化4.0新动力 　　中评社北京9月8日电／　G20会议于9月4日至5日在杭州举行。这将是全球化4.0时代的重要开端。 　　第一财经发表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邵宇文章表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尽管世界经济经济逐渐复苏，但发展前景依然不容乐观。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眼下全球化体系正处于裂变的关键期。英国脱欧事件的冲击充分预示了全球化3.0进程停滞，地缘风险有所集聚，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甚至反全球化情绪正在蔓延，技能创新与资本的不平等分布，以及民粹和民族主义的力量上升，都会给世界经济增长复苏之路带来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杭州举办的这次G20峰会提出了“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主题，也是历次峰会中首次聚焦全球增长中长期动力。在“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等重点议题下，能否达成杭州共识，形成西湖体系，将是向世界展示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中国方案”的重要机遇。 　　全球化3.0的终结 　　文章称，以8年前的2008美国次债危机为起点，我们可能已经彻底送别了那个超凡增长的黄金时代。从金融危机发生到现在，伤口是不是慢慢在愈合，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经济是不是应该从危机中慢慢缓过来，现在看来这样的判断可能过于乐观。如果期望因为一些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又能回到原来的增长路径或者全球化的高潮阶段，那么这种期望可能已经破灭了。我们的观点是，全球化已经结束，或者确切说，全球化3.0已经结束了。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经济进入了失去贵金属约束的美元本位时代。信用货币体系下，美国成为了全球货币政策的实际制定者。货币不再中性，美国不再收缩，美元霸权的全新模式开始驱动全球经济，整个世界都开始为绿纸片疯狂。美国的货币，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日本和西欧的技术，中东和俄罗斯的石油，全球的市场;各主体入局的时间虽然各不相同，但美国在这套模式中通过铸币权和技术开放的优势，始终居于食物链的顶端，并引领了“盎格鲁—萨克逊”经济体系的狂欢。这个所谓的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国际货币安排，而是一个动态的体系。以美元为首的国际货币从实体和金融两个维度加速了的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各主体要么作为生产者(日本、德国，然后是东南亚、中国和印度)，要么作为消费者(美国、南欧、西欧)，要么作为资源提供者(石油国、俄罗斯、巴西)，都在这个体系构筑的食物链中生存，这就形成了三个世界的新全球产业格局。 　　现在看来，金融危机犹如连锁店，美国的危机源于过高的居民部门的杠杆和债务，欧债危机则源于过高的政府部门杠杆以及债务，新兴市场危机则源于过高的对外部门的杠杆和债务，最终的货币体系危机则源于杠杆可以无限高的货币部门即信用货币体系下的中央银行，货币体系危机意味着汇率的巨幅震荡、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和恶性通货膨胀。但为什么我们既看不到通货膨胀，还居然有了名义负利率，这是因为核心通胀被当下全球制造业的产能过剩所压制。所以其实全球化3.0的繁荣就是发达经济体居民和政府加杠杆和扩张需求的过程，也是新兴市场获得外来资本增加产能，来完成原始积累和经济追赶的过程，这伴随着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部门的流动性的洪水泛滥，这个过程一度十分甜蜜，现在一旦进行再平衡和结构调整，就会不断体现在全球化倒退、去杠杆过程的连锁金融危机以及以邻为壑的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崛起上。 　　例如在经济方面，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与能源独立使得其需求逐渐“内卷化”;全球贸易失衡虽有缓解但增长却长期萎靡，贸易增长从一度高达8%的水平跌落到1.5%附近，进入所谓“新平庸”状态;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事实上已经死亡，但形形色色的区域合作(TT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REC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却在分割式地蓬勃发展。在金融方面，美日欧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量化宽松，但在2016~2017年可能会分化严重，美联储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持续加息，并且收缩资产负债表;而中国在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多话语权的同时，也开始打造平行的小“三驾马车”(亚投行、金砖银行等)。在地缘政治方面，中东局势越发混乱，伊斯兰国恐怖崛起，俄罗斯也日益激进，西太平洋惊涛骇浪;而中国开始积极推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并渐次进入地缘热点区域。总体而言，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经济、政治和地缘方面，黑天鹅和蝴蝶效应此起彼伏。这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再度分化，并且在部分脱钩，特别是美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协调全球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改革现有世界经济金融体制的意愿在下降。另一方面，最核心的原因还是传统全球化3.0模式的断裂，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式全球化和美元全球化进程的停滞甚至逆转。美国和美元主导的全球化3.0模式具有内在缺陷，单极货币和需求驱动容易诱发全球贸易和投资不平衡，具有先天的危机基因。 　　近期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则成为全球化逆转的重要标志之一。1995年愿意加入欧盟的英国人比例是67%，而到了2016年愿意留着欧盟的英国人的比例是48%，20年时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20%的人立场变化了，他们是谁?统计结果显示，50岁以上英国人大多选择离开欧盟，而20年前，他们是20~30岁左右，年轻的他们无惧竞争而更看好欧洲一体化带来的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市场。公投脱欧的结果表明，全球化正在日益变为一种零合博弈，全球化的收益在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内部的分配不是均匀的，有人得益有人受损。得益的是大资本、科技新贵和一部分后发的积极参与全球化过程的资源型和制造型经济体，受损的则是发达经济体中一部分缺乏技能和资本的传统劳工阶层。尽管科技和资本虽然没有脚，但它们可以瞬间移动以规避税收或者施展监管套利，但既有劳动力则不容易迁移，还可能被性价比更高的新移民和产业外包所替代。这也是上一轮全球化的非均衡特质及其阴暗面的体现，也是研究全球化的最佳样本。 　　一度高歌猛进的全球化亦积累了不少负能量，一方面是贫富分化加剧，财富鸿沟日益扩大，导致需求不足和大规模产能过剩，进而民粹主义力量复苏，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抬头;另一方面则是流动性空前堆积导致资本过剩，全球1/4的经济体进入某种形式的负利率和普遍的所谓资产荒。这就是金融的“洪荒之力”，一方面是流动性的洪水，一方面是资产荒，这种力量驱赶天文量级的热钱跨境跨市场套利和投机如地火奔涌，从螺纹钢到房地产，从中心到外围，金融经济危机连绵不断;再加上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技术和以社交媒体为特征的高度实时的信息共享传播，更如火上浇油般点燃了并成倍放大了民众的负面情绪，加剧了社会关系的紧张甚至对峙。因此在一部分国家，民主衰弱虚化，不论是理性中产，还是精英治理，都在呈现某种式微之态。他们既感召不了民众，也驯服不了资本，更调和不了全球化带来的所谓文明的冲突(难民和移民问题)。 　　英国脱欧可能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例如苏格兰、北爱尔兰的分离倾向。而欧洲其他国家的众多右翼政党正在摩拳擦掌争相效仿。在欧盟内部退欧风潮暗流涌动的背后，是“疑欧”主义在欧洲大陆的产生和盛行。在2012~2016年间，大部分欧盟国家对欧盟的支持率都出现大幅下降。对欧盟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欧盟强行摊派的难民政策和失效的经济政策。欧盟的未来难言乐观，在西班牙、德国、匈牙利、波兰、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内均有超过40%的民众认为欧盟在未来将变差。其实声势浩大的英国脱欧公投远远不是欧盟的核心问题，德国才是最有理由脱离欧盟的，如果这种情绪蔓延开来，会使得欧洲大陆重新回到一战前或者二战前的幽暗时光，大国独自为政，又相互激烈竞争的分裂状态，而这意味着人类最为前瞻性的、超越民族国家狭隘视野的首次尝试的失败。这是远比通缩引起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更加危险的全球化的衰退。 　　英国脱欧既敲响了全球化的丧钟，也敲响了区域一体化的警钟，使得欧洲地缘政治更加复杂，甚至可以被视作恐怖主义在欧洲的胜利，使得全球恐怖主义更为嚣张。难民危机极有可能走出欧洲，成为全球问题。以后的欧盟只有两种选择：核心国家的更为全方位的一体化或者彻底的分崩离析，所以欧盟对英国采取了毫无挽留的绝决姿态，敦促其迅速进入操作程序，预期谈判过程会为英国设置不少成本以儆效尤，警惕连锁反应并把可能的连锁反应遏制在摇篮中。从经济角度来看，英镑和欧元的可能进一步贬值，也可能会引发全球汇率新一轮贬值浪潮，而欧洲央行在政策上已经没有太多空间来应对可能的风险。在明年的某个时刻，荷兰、德国和法国的选举可能成为欧盟和欧元所不能承受的最终黑天鹅时刻。英国退欧意味着外围环境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风险厌恶会明显上升，全球资本会寻找避风港，新兴市场则将受到新一轮资本外流压力。 　　而今年更大的风险事件仍然在后面，那就是11月美国大选的最终结果的揭示。无论是主张强力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希拉里，还是可能会重启各种高壁垒贸易谈判的特朗普，不管谁当选都可能将全球化3.0进程进一步推向无可挽回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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