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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已进入“高通胀”时代

http://www.CRNTT.com   2011-09-02 08:05:17  


 
  由于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在中国的流传甚广,认为只要管好货币,就能控制住通货膨胀,因此,中国政府对名义总需求(即货币供应量)的管理历来比较重视,其管理效果总体上也是比较成功的。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多年时间内,除2009年因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较高外,其他年份M2增速大都被控制在20%以下的水平(15%—16%的年份居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平均增速达到10%以上的转型国家来说,这样的货币增速水平应该是不高的。

  文章指出,虽然中国对名义总需求方面的管理是相对成功的,但是对实际总供给的管理却非常不到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很少涉及总供给管理方面的内容,而恰恰在总供给管理方面,我们存在的问题比总需求方面要严重得多。在总供给水平出现明显下滑的情况下,即使总需求保持稳定,实体经济也可能发生全面性通胀。最近十年,中国先后出现过三次比较严重的通胀过程,都在很大程度上与总供给管理不当(而不是货币管理不当)有关。

  由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国内商品供给实际上有两个基本来源:一是国内产出,二是国际净进口(可能是负值),因此对总供给的管理也应该包括这两个方面。

  因国内产出方面出问题引起潜在总供给水平下降从而推动物价总水平上涨的事例包括:(1)劳动力工资上涨,导致企业产出意愿下降,物价因此出现上涨(成本推动型通胀);(2)对能源等要素价格进行人为管制,导致要素价格过低,要素部门产出意愿下降,同样会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胀;(3)对贷款进行管制而导致全社会新增产能不足,使得物价调控效果不佳;(4)企业税、费负担过重,也会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胀;(5)为实现“节能减排”达标,地方政府对高耗能企业拉闸限电,导致钢材、水泥等高耗能基础产品产量短期内快速下降, 从而快速推高总物价水平;(6)发改委的“价格约谈”同样会导致企业生产意愿下降,最终反而会对物价形成更大压力,等等。上述事例的共同特征就是抑制国内潜在总产出水平的增长。

  国内总供给能力不足也可能因国际净进口增速下滑引起,典型事例是输入型通胀。输入型通胀的实质是国内从国际市场获取有效供给的能力因国际价格的上涨而出现下降,结果导致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由于输入型通胀的发生机制也是因总供给下降引起,因此,它本质上也是一种成本推动型通胀。

  对于结构性通胀,典型特征是价格指数商品篮子中的某一类或某几类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从而带动价格指数快速上涨。比如目前涨幅较大的消费物价指数CPI,75%左右的涨幅是由食品(大致占居民总消费额的33%左右)价格上涨贡献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多年时间内,中国非食品类消费品的月同比最高涨幅仅为3%(2011年6月),而且在大多数时间内,其涨幅都在2%以下。相比较而言,食品价格涨幅要远远高于非食品价格涨幅:2003年—2004年那一轮通胀食品价格最高涨幅是14.6%;2007年—2008年通胀期间食品价格最高涨幅达到23.3%;此轮(2010年—2011年)通胀食品价格月同比最高涨幅是14.8%(2011年7月)。因此,中国最近十年发生的三次通货膨胀过程都带有明显的结构性通胀特征,如何抑制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是中国治理通胀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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