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

抑通胀需约束公共投资扩张

http://www.CRNTT.com   2011-07-26 08:34:09

国内累积的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压力，源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速。但这种变化并非来自于价值型和创新因素所致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结果，而靠的是公共投资的全面提速。世界银行最近的报告测算，上一个十年中国国企改制等结构性改革引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力已经消失。 　　中国顺差的减少并非经济效能的改善，而是“投资”转化为了“进口”，这非真正的经济再平衡的发生，而是失衡的进一步恶化。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罕见地录得季度逆差。高速增长的进口反映出经济增长愈来愈倚重于投资。中国的保障房建设、高铁工程、水利兴建以及各级政府反危机政策中已经铺开的在建项目投资规模，累计高达GDP的1.2-1.3倍，拉高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导致中国贸易条件快速恶化。 　　国际收支失衡本质上是一个内在的宏观经济的总量问题，并不直接取决于贸易政策或产业竞争力，最终取决于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因为它们决定了资本的国际流动。改变人民币“水管”的粗细解决不了结构问题。 　　当前中国的可交换部门扮演着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其吸收就业的贡献远远超过其对经济速度的推动。升值后，出口行业的盈利能力迅速下降，它们将解雇工人，而工人将随即减少消费。被挤出的资源强化了资产部门的膨胀，中国对出口过度依赖的下降，转化为对投资的更过度依赖。但外汇占款的增长动力不会衰竭，或进一步上升。 　　改变结构只能抑制公共投资，中国没有捷径。经济逻辑的结论是，只要投资还在迅速增长，就需要家庭部门提供更多补贴，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就将停滞不前。从这点上说，中国离再平衡的道路渐行渐远。 　　而从内生圈看，货币供给并不完全是由央行自行决定的，而是由一国经济活动内生地创生出来的。自1996年中国正式确定了货币供应量这个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开始，中国货币当局的货币供应量目标就几乎没有实现过。 　　中国的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土地、矿产等要素的价格，并控制着税收、收费、准入等对经济和金融活动有着绝对影响力的多种要素。掌握着被银行视为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事实上也就掌握了货币的创造权。过去两年，广义货币增加和基础货币的增加之间的差额为19.5万亿元，本质上是在政府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促动下各商业银行信贷急剧膨胀而“内生出来”的结果。 　　应该认识到的是，政府型经济的内质是通胀型经济。举个例子，为什么中国的物价高？可以归因于中国的物流成本高，钱都让中间环节收走了。但为什么物流高、公路费多呢？其实根子还在投资，建成的项目达不到预期的客流量和车流量，所以就支持不了“薄利多销”的商业模式，所以只能多设卡、多收费来弥补量的不足。从专业角度讲，基础设施使用率不足本质就是泡沫，专业术语叫投资的内部隐含报酬率低下。根子还在公共投资效率，效率低下的宏观效应最终都会反映到价格上，这叫通货膨胀。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