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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央地方关系与中国改革新动力

http://www.CRNTT.com   2010-08-31 11:36:25

也正是毛泽东这两次大规模分权运动使得中国的体制和前苏联的区分开来，就是学界称谓的“中国道路”。苏联体制高度集权，地方政府微弱不堪，没有任何能力发动改革。当戈尔巴乔夫不能克服中央官僚机构对改革的阻碍的情况下，只好诉诸社会和民众，从而走上了激进的道路。不管人们对分权运动作如何的评介，毛泽东之后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存在着巨大的地方改革和发展动力。　 八十年代的两次分权运动 　　邓小平时代也是经历了两次大的分权运动。第一次是改革开放早期，确切地说是在八十年代。经济改革是市场化导向，理想地说就是要把经济权力从政府分权到企业。但这只是一种理想，要实现还是不能忽视地方的作用。分权就成为当时的政府的改革策略。城市既得利益比较稳固，政府就先开始农村改革。而农村改革基本上是地方政府的事情。正是四川和安徽农村改革的成功为中国的农村改革找到了突破口。分权也是城市和工业改革的动力源泉。如果没有像“分灶吃饭”和“经济特区”等分权政策，很难想象城市改革的成功。 　　邓小平的第二次并且是更大规模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发生在其南巡讲话之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因为八九天安门事件和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中国的改革出现了极大的困难，八十年代初以来的改革动力似乎消失了。而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又表明政治改革所可能带来的风险。怎么办？邓小平又从地方找到了动力。南巡的政治目标就是为了在地方聚集改革力量，而南巡之后的大规模的分权又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莫大的动力来进行改革和发展。当代中国真正大规模的发展和转型正是从南巡之后才获得巨大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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