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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八条对策

http://www.CRNTT.com   2015-11-08 08:18:40

我们需要摒弃“左”和“右”的偏见，平衡需求侧扩张与供给侧改革之间的关系，一手扩张不足之需求，一手改善不足之供给，以中国式新供给主义的理念，走出一条新路。 　　中评社北京11月8日电／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经过去了7年，7年轮回，世界经济危境已当转势。不过放到中国经济的背景下，增速放缓之势未转，产能过剩之势未消，收入差距之势未减。是短暂的黯淡还是长期压力的开始？对此学界有下滑论者，有刺激论者，有硬着陆论者，有创新创业论者…… 　　每日经济新闻发表民生宏观研究院院长管清友、高级宏观研究员朱振鑫文章认为，问题与主义无须争论，关键是要解决当下的问题。那么，问题是什么？ 　　一是供给不足。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供给依然严重不足，很多人为了购买一份心仪的体检产品或一个马桶盖而远赴海外，但也有很多城市却每每在暴雨之后成为水城。这种短缺不可能单纯依靠凯恩斯主义从需求端去解决。 　　二是需求不足。传统工业的产能过剩依然严重，PPI已经连续43个月负增长，煤炭、钢铁、水泥等企业苦不堪言。产能过剩的实质仍然是产需不匹配，这种过剩也不可能单纯依靠里根经济学从供给端去解决。 　　文章表示，我们需要摒弃“左”和“右”的偏见，从历史中吸取管仲、王安石、张居正等先贤之政治智慧，也须吸取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供给主义等西方学者之理论精华，平衡需求侧扩张与供给侧改革之间的关系，一手扩张不足之需求，一手改善不足之供给，以中国式新供给主义的理念，走出一条新路。 　　基于此，提出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八条对策： 　　一策：激励官员，重建激励相容机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反腐打破了政府运行中原有的激励相容机制，不过配套改革也需要随之跟进。就像一场比赛淘汰了不会飞的鸟，但如果不把鸟放出笼子，鸟依然不会飞。 　　为此，下一步应该通过配套改革，把飞鸟的潜力真正释放出来。这就需要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公职人员管理体系，包括公务员、国企和事业单位人员。高薪不一定养廉，低薪也不一定养懒，关键在于让薪酬和编制浮动起来，打破铁饭碗，怠政者能下，勤政者才能上。 　　另一方面，要改革央地财政关系，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分税制改革形成的财税体系问题逐渐凸显：财权事权不匹配、负向激励、财政资金投放不畅。未来一要适度扩大地方政府对现有财政资金的支配权。扩大向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提高一般转移支付比例；二要适度提高地方财政收入比例，新增比如房地产税等地方税种，适当扩大共享税中地方财政的分享比例。 　　二策：放松管制，大幅降低服务业门槛，以市场力量突破供给瓶颈。 　　服务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稳定器。一方面稳定经济，另一方面稳定就业。国家统计局根据近两年数据测算得出，第三产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万个就业岗位，比工业多50万个左右。 　　服务业的发展瓶颈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下一步必须通过供给端的开放来解决：首先是金融业开放。资本市场对外国投资者进一步开放；放松外资对金融业的持股比例；放松银行业的牌照管制；允许混业经营。二是教育市场化。公立学校教职工未能获得市场化的收入，缺乏有效激励机制。下一步应该扩大学校的自治权和社会资本的办学权；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促进私立和公立学校的合作；发展民营教育集团。三是医疗民营化。地方政府可以甩掉财政包袱，社会资本可以获得新的投资渠道，通过产业链实现盈利；医院工作人员可以获得市场化收入，一举多得。 　　三策：扩张财政，提高赤字，发债减税，从需求端解决产需不匹配。 　　当前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还有较大的空间。2015年的财政赤字目标虽然提高到2.3%，但仍远低于国际警戒水平3%，也明显低于我国2009~2010年的水平，下一步可以继续扩大财政赤字。从中央政府角度看，可以增发专项国债和特别国债，专项金融债作为一种特别国债，可以继续扩容。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讲，可以提高地方债发行额度，并做好配套制度改革。 　　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大规模减税。“里根经济学”应对滞胀的核心就是大规模减税。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有：提高直接税比重、减少重复征税、个人所得税指数化、分类税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转变等等。 　　四策：压缩过剩，加快企业重组并购，从供给端解决产需不匹配。 　　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过剩”，不解决产能过剩，就不可能走出危机。很多决策者对去产能闻之色变，认为去产能就是“破”，意味着砸机器、倒牛奶、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去产能也是“立”，通过并购重组，可以有效缓解去产能的阵痛，同时重塑企业活力。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困境，政府可以从以下几点寻求新突破：一是推动大巨头整合重组，可以从央企整合开始。从美日韩等国的经验来看，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一定伴随着行业寡头的整合和超级巨头的诞生，要么大并大，要么大吞小。二是降低并购重组的制度交易成本。简化相关法律流程与环节，降低并购重组的时间成本。监管机构放权，减少行政审批。三是发挥金融体系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融资、定价和监管职能。四是实施过渡期保护，为并购重组赢得时间。从企业并购到形成新的盈利点之前，可以由政府实行一定的产业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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