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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内中国金融改革的六个着力点

http://www.CRNTT.com   2015-06-05 07:05:05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 　　中评社北京6月5日电／目前还存在一些障碍和缺陷，使得中国的金融体系难以很好地发挥有效引导资源配置的功能。概言之，主要有六：一是引导市场得以有效配置资源的基准价格尚未完全市场化；二是长期资金尤其是股权资金的供给严重不足；三是面向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依然有待建立；四是市场化管理风险的体制机制暂付阙如；五是资本项目尚被管制；六是各领域之监管的有效性、针对性、稳健性均有待改善，监管掣肘问题更是十分严重。 　　上海证券报发表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文章表示，改变中国金融体系期限错配和权益错配的方略，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端：（1）进一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今后，必须加快完善以机构为主、公开转让的中小企业股权市场；健全做市商、定向发行、并购重组等制度安排；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健康发展；支持创新型、成长型企业通过公募和私募的方式进行股权融资；建立健全不同层次市场间的差别制度安排和统一的登记结算平台等；（2）应当给区域性资本市场“正名”，让市场基于区域之差别，建立不同层级，服务于区域发展的资本市场；（3）进一步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根除中国股票主板市场的痼疾；（4）规范发展债券市场，其中最重要者，一是允许发行市政债券，二是大力推行资产证券化；（5）发展和完善类如国家开发银行的各类长期信用机构，从机构层面全面增加长期资本和股权资本供给。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根本上指的是其媒介资源配置的功能 　　文章指出，经济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当环绕提高金融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和作用来展开。毫无疑问，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金融应当服务实体经济几乎成为人必称之的箴言。然而，稍加留心，就不难发现：在它之上，笼罩着重重迷雾。重要原因就在于，在该命题中，“金融”和“实体经济”这两个核心概念，自身似乎就很难清晰地界定，更遑论两者关系。正因如此，当理论界有学者称，金融业是服务业，而服务业就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所以，“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这个命题本身是伪命题时，很多人都陷入茫然。我以为，所谓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上指的是其媒介资源配置的功能；而所谓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无非只是要求降低流通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离开这一点，无论是讨论金融的产业归属，还是去讨论贷款的难易、利率之高低，都会误入歧途。 　　那么，经过35年不间断的改革，目前还存在怎样一些障碍和缺陷，使得中国的金融体系难以很好地发挥有效引导资源配置的功能呢？概言之，主要有六：（1）金融体系虽已初具雏形，但是，引导市场得以有效配置资源的基准价格——利率、收益率曲线和汇率等——尚未完全市场化；（2）中国总体而言已不是资金短缺国家，但是，长期资金尤其是股权资金的供给却严重不足；（3）已有很多公民获得了较好的金融服务，但是，向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依然有待建立；（4）金融业确已有了较大发展，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依然主要依靠政府的潜在担保甚至直接出资，市场化管理风险的体制机制暂付阙如；（5）对外开放已迈出重大步伐，但是，资本项目尚被管制，人民币尚不可自由兑换，这无疑阻碍了我们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步伐；（6）金融监管框架已经初立，但是，各领域之监管的有效性、针对性、稳健性均有待改善；监管掣肘问题更是十分严重。 　　未来金融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文章认为，以上六个方面，就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实现“到2020年，……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战略目标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在今后3～5年内，我们必须在这些领域和环节的改革上取得决定性进展： 　　（一）健全市场运行基准 　　30余年中国金融改革的成就十分巨大，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在全球前十名的超级大银行中，我们已占了3位；全球金融理事会圈定的29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中，赫然也有2家中国的银行在列；若就资产来排名，中国的央行已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如此等等足以说明，从外在指标看，中国的金融系统已堪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但是，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上层建筑”之下，各类金融交易赖以进行的“基准”，即利率、汇率，以及无风险的债券收益率曲线等，现在还在相当程度上被管制着。这意味着，迄今为止我们所有的金融交易，一直都在由某种可能被扭曲的定价基准引导着；依据这些信号展开的资源配置过程，其效率大可存疑。 　　金融市场的核心基准是利率。利率市场化将构成下一阶段改革的核心内容，自不待言。然而，利率市场化绝不仅仅意味着“放开”，它至少包括三大要义：（1）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利率的机制，使得利率的水平、其风险结构和期限结构由资金供求双方在市场上通过反覆交易的竞争来决定；（2）打破市场分割，建设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和有效的利率传导机制；（3）中央银行全面改造其调控理念、工具和机制，掌握一套市场化的调控利率的手段。这样看，中国利率市场化的任务还很繁重；市场上关注的“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其实只是我们必须完成的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任务之一。 　　另一个重要的市场基准就是国债收益率曲线。众所周知，收益率曲线是固定收益市场的主要收益率，它反映无风险收益率基准在各个期限上的分布；基于这条曲线，其他各种固定收益产品才能根据各自的风险溢价来有效定价。在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已在上世纪开始编制，但囿于各种条件，其缺陷依然明显，使之日臻完善，自然是下一步改革的任务。在这方面，完善国债发行制度，优化国债期限结构；完善债券做市支持机制，提高市场流动性；改善投资者结构，增加交易需求；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编制技术等等；适时引进境外投资者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功课。 　　第三个市场基准就是人民币汇率。为了提高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国际收支长期基本平衡，我们必须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为达此目标，必须大力发展外汇市场，增加外汇市场的参与者，有序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空间，尤为重要的是，央行必须大规模减少其对市场的常态式干预。 　　除了以上三项机制性改革，我们还须加强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包括一整套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结算制度，以及规范并保护这些制度运行的法律法规。 　　（二）致力于提供长期资本 　　经过30多年的金融改革，中国金融体系动员储蓄的能力已经相当强大。统计显示，从1994年开始，中国总体上已经摆脱了储蓄短缺的困境，成为一个储蓄过剩的国家。中国的外汇储备从那年开始逐年净额增长，就是储蓄过剩的明证。但是，在资金供给方面，以银行为绝对主导的金融结构所动员起来的资金，在期限上偏短；而在资金需求方面，由于工业化深入发展和城镇化不断推进，我们对长期资金的需求甚殷。这种“期限错配”，是中国各类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源之一。不仅如此。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只能以增加债务的方式向实体经济提供资金；与之对应，中国非金融企业获取股权性资金的渠道相当狭窄。这种“权益错配”，在推高微观主体负债率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留下了债务率提高和杠杆率飙升的风险。中国银行资产中的中长期贷款目前已高达60%左右的危险水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愈演愈烈，都与金融体系上述结构性缺陷密切相关。毫无疑问，在下一步改革中，增加长期资金的供给，特别是增加股权性资金供给，是又一个极为紧迫的议题。 　　改变中国金融体系期限错配和权益错配的方略，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端：（1）进一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这一目标提出甚久，但长期以来，由于我们沿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的旧发展思路一路走来，迄今成效甚微。今后，必须加快完善以机构为主、公开转让的中小企业股权市场；健全做市商、定向发行、并购重组等制度安排；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健康发展；支持创新型、成长型企业通过公募和私募的方式进行股权融资；建立健全不同层次市场间的差别制度安排和统一的登记结算平台等；（2）应当给区域性资本市场“正名”，让市场基于区域之差别，建立不同层级，服务于区域发展的资本市场；（3）进一步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根除中国股票主板市场的痼疾；（4）规范发展债券市场，其中最重要者，一是允许发行市政债券，二是大力推行资产证券化；（5）发展和完善类如国家开发银行的各类长期信用机构。建立透明规范的服务城市化建设的投融资机制；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沿边地区，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等等，都是从机构层面全面增加长期资本和股权资本供给的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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