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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日外交中的“超级第三者”

http://www.CRNTT.com   2014-12-03 10:56:54

“超级第三者” 　　中美日关系本质上都是双边运行，但三国中一直存在着“超级第三者”。也就是说，中美日三国中，一方总在另两方的双边关系中充当“超级第三者”角色，对双边关系起着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1956年当选日本首相的石桥湛山主张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在美国的压力下上台仅65天后便“称病”辞职。半个世纪后，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倡导“东亚共同体”、主张对华友好的鸠山由纪夫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战略目标和影响力界定了中日政治接近的幅度。在这一点上，美国对美日同盟关系的调整对中日关系影响尤其明显。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曾撰文称，1991年冷战结束尤其是布什政府以来，美国一直在鼓励甚至催促日本重新武装，这一发展趋势助长了中日之间的敌意。 　　中国成为“超级第三者”完全是“躺枪”。美日强化同盟关系并非中国所愿，但中国的应对也对局势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的强势回应无疑给日美关系制造了一定的张力。没人会怀疑美日同盟关系的调整主要是针对中国，但美日公布的有关修改防卫合作指针的“中期报告”中，甚至没有出现“中国”字眼。年底公布的“指针”全文，美日很可能在表述上绞尽脑汁淡化中国因素。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拉尔德·柯蒂斯认为：“强化美日同盟应是奥巴马政府的目标，这一目标应该以不激起中国疑虑的方式进行，不要让中国觉得美国意在拉日本推行遏制中国的战略。”如何做到柯蒂斯所说的两者兼顾，对美国来说是个高难度的要求。但不管怎样，中国因素在强化美日同盟的同时，也在强化美国（或许还有日本）对同盟关系的疑虑。 　　与中国和美国分别影响美日与中日双边关系不同，日本的角色更多的是被影响。1990年，日本利用中国外交上的短暂孤立率先与中国解冻关系。有日本政治人物还曾尝试在中美之间“协调”，但日本的这一角色只是昙花一现。1997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出炉，把日本重新拉回美国战略轨道。但近年来这种局面正在发生变化，钓鱼岛冲突以及日本国家正常化，使日本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日益凸显。在这个问题上，柯蒂斯开出了跟上述类似的“药方”：在美国深化与中国关系时，它必须向日本保证这不意味着降低美日关系，美国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是“正和”而非“零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消除疑虑的“公关”做得似乎并不怎么好。 　　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曾把中美日关系形容为“超级相互依赖”。他的着眼点主要是中美日经济在全球中的分量以及三国经济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中美日间政治和外交关系的错综复杂也是“超级”的，而且依赖中带有对抗。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布拉德·格洛瑟曼所描述的：美国和日本通过同盟体系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东京和北京在双边关系每况愈下时都盯着华盛顿；当美国与中国发展关系时，东京总是担心其地位。而且，这一切都带有动态甚至是不可预期的特征。柯蒂斯认为，在国内事务方面，中美日都处在转型的历史时期。每个国家都在重新定位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它们在做这些转型时，世界格局本身也在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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