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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来：中国依法治国的破题与难题

http://www.CRNTT.com   2014-12-02 11:28:58

其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执政理念与权威，为依法治国的推进提供了可能性。在民主与法治这些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上，习近平有着相当先进程度的认知。早在2010年，习近平在中共执政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基础上，率先提出“权为民所赋”。在更早的在2005年主政浙江时，他就提出“法治浙江”的理念，亲自主持“法治浙江”重点课题。2007年，他提出“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民主法治的社会”的观点。当选总书记之后，“依法治国”理念贯穿在他提出的治国理政的各种方案中。 　 法治建设需要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除了先进的理念之外，依法治国的推进还有赖于最高领导人拥有相应的权威。中共十八大之后的最高权力格局变化，是改变了以往两届“九龙治水”的权力分散局面，提高了总书记的权威与职责。 　 为了全面深化改革与应对中国崛起之后，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的需要，习近平担任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等多个领导小组组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这一系列权力布局的调整和变化，使得习近平有了相应的权威和能力，去推动依法治国的实践与进步。 　 相对而言，中国依法治国破题虽已不易，但推进更难。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种全会就提出了依法治国理念，随后在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上，依法治国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方略和目标被多次提出，但还是出现了强制维稳、重庆唱红打黑这样法治严重倒退的现象。这个历程表明，依法治国知易行难。到底难在哪里呢？ 　 首先，依法治国难在受到官本位文化的滞碍。从本质上讲，法治的核心是限制权力，依法治国关键是依法治权、塑造法律至上的观念。但直到今天，官本位文化在中国仍然根深蒂固。这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1792年，正值“康乾盛世”时期访华的马嘎尔尼，通过观察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没有信仰，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做官便譬如他们的宗教。” 　 官本位文化形成的权力主导，权大于法、官贵民贱思想，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与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文化势同水火，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与矛盾。官本位文化不除，就难以形成法治的意识、观念、原则和精神，依法治国便泥泞难行。 　 其次，依法治国的障碍更来自于现实中的官本位体制。中共建政伊始，毛泽东说“百代皆行秦政制”，加上学习苏联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便通过严格官阶差序标准，把社会经济领域的各种职位行政化，比照官阶确定相应待遇，建立了一套比历史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官本位体制，计划经济则进一步强化并固化这个体制。 　 改革开放后，官本位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包括司法在内的社会各领域泛行政化的趋势越演越烈，“权力通吃”成为常态。官本位体制导致政府职能错位，以官入商，官商不分，以官入法，政法不明，政府官员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其自然导致的结果是，权力而不是法律的逻辑，主导着社会的运行规则。因此，官本位体制不改，则法治不彰。 　 总的来说，把依法治国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对未来中国最终实现政治与社会现代化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自不待言。 　 作者周慧来是中国独立评论人士　 来源：联合早报2014年1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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