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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体制大变革的路径与目标

http://www.CRNTT.com   2014-01-15 09:16:54

现行财税体系运转逻辑 　　文章提出，所有这些问题压到一起，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意识到1994年的财税体制已经无法应对了。严格说，1994年的财税体制是收入集中在中央、支出在地方。每年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达3万多亿，21个省财政支出的50%来源于此，西藏花100块钱有91块钱来自中央，北京花100块钱有11块来自中央。但北京是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的地方，税收占了便宜。标准收入减标准支出之间的差就由中央政府弥补，自己收入越多，中央给的转移支付就自动减少。 　　中央政府负责决策，地方政府负责办事，通过转移支付给钱，社会保障体制单独运行，这是1994年财税体制的特征。这个体系最大的问题是财政收入增长太快。中国的政府规模不仅高于韩国、希腊等国，也远远超过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财政部只算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其实社会保障金也是强制性交的，也属于财政收入，土地出让金是政府和私人之间的买卖，也应该算政府收入，因为它增加了政府可支配的财源。 　　政府规模大，财政收入增速过快，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稳定政府规模，避免过高的税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新时期党和政府必须正视的问题。多年来，以促增长为首要目标的收入和支出结构安排不利于政府完成其他工作。税收收入是宏观经济调控、收入分配和污染治理的重要工具。美国2011年遗产税比重达48%，日本的遗产税也非常高。中国目前存在大量的富二代是政府所得税体系失灵的表现。 　　现行财税体系已无法应对问题 　　文章认为，从支出角度分析，由于失业保险给付标准过低，起不到衰退时期帮助失业者、稳定消费、防治经济螺旋式下滑的“自动稳定器”作用。个人所得税都是工薪税，起不到调节作用。我们的税收体系没有办法将富人的钱挖出来，也没有办法将穷人垫起来，收入分配问题解决不了。这样的安排给经济波动的预防调控、收入分配的改善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都带来了负面影响。所以调整央地关系就是最核心的问题。 　　中央政府并没有纳税人的信息，如果各个地方退税给本地，很可能税收成本本地担负，其他地方收益。因为退税未必会用于本地消费，等于拿自己的财政成本刺激其他地方的经济。所以这样的事情不应该由地方政府做，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尤其是进行收入分配时，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效率，所以必须是中央政府干。 　　现行制度安排也不利于污染的预防和治理。如果地方污染治理很严格，标准很高，可能企业就跑掉了，所以环保局交给地方政府肯定不行，环保系统垂直是有必要性的。至于社保，是全国统一的，通过转移支付的调整，哪里花钱都一样。但目前很多城市户口的外地人在广东，他们走了之后，事实上交的社保带不走，最典型的是东莞。地方政府运转养老体系及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很多问题。 　　最后一点，目前政府的核心执政基础设施匮乏。党和政府治理国家、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需要适当的工具和基础设施，比如调节收入分配需要遗产税和赠予税。中国著名的例子就是全国性骗保，不仅中国有，美国、日本也有。还有就是低保，村里真正的穷人拿不到，拿到的多是村干部的亲戚朋友，虽然不是很普遍，但肯定存在。美国花了35年时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美国人现在不可能逃税，因为有社会保障号。这在收入分配方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系统。 　　相对于富二代，穷二代的问题更严重。很多人觉得收入差异是市场分化和个人的竞争能力决定的。这有道理，但更需要知道的是，未来你的生活水平、劳动力水平不仅取决于你的能力，也取决于周围人的能力，所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而现在我们对最穷的人太不关心了，这是比遗产税和赠予税还重要的事。普遍有效的扶贫经验是帮助小孩，而不是帮助父母，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投资教育。过去十多年中国的中小学重新布局，小学合并。山西减少了88%的学校，河南省减少得更多。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已非常困难，这势必会产生更多的穷二代。富二代是政府机制失灵，穷二代是政府更大的失灵。从效率角度而言，关心穷人也是帮助我们自己，因为未来他可能是你的同事或雇员。从社会稳定角度考虑，如果国家不能提供足够的学校，结果可能要建更多的监狱。解决穷二代，需要有专门的福利工具，但是现在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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