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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论坛:香港中产阶级困境与出路

http://www.CRNTT.com   2012-07-17 00:29:28  


 
  吴有家:不好意思,我不是很同意。如果依你所说,即是顺其自然,我们坐在这里等死就可以了。第二件事,反共,我也不同意。我所认识的朋友,背景都很广阔的,爱国好、不爱国好,上流好、下流也好,我觉得香港人没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只是反对同我们的意识有明显冲突的事。比如李旺阳事件,反对的只是打压李旺阳,为什么李旺阳会这样死得不明不白,打压李旺阳也是几十年的事了。香港不是想反共,可能有人想炒作也好,但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会发声,我们知道而又觉得很离谱,我们会发声,只是这样简单。

  如果一个城市的兴起和没落都是自然的,太阳有升有跌,那我们不用想出路了,就等她没落以后再上升。

  陈志辉:中产是一群生活条件比较好,靠自己实力向上爬的人,我想中产的诉求跟基层的分别是,他们在寻求身份的问题,比基层来得强烈,来得执着。很多中产阶层在过去15年的感觉是,自己“好火罗”。香港跟中国接轨、融合的时候,很被动,好像要中央喂我,要中央照顾,就是香港人没用,干什么也干不成的这种抑郁、纳闷和无力的感觉,让中产朋友流向不同政治力量的原因之一。
 
  至于有什么出路呢?比如刚才提出的经济多元化,为香港经济发展寻找新增长点,都是应该做的。另一方面是,梁振英在政纲中提出一点令我很深刻的是,我们讲国民教育讲了很多,但我们太少讲到,香港人怎样去爱自己的地方。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有很多人有觉得,香港很多地方好像专门搞给自由行,连去迪士尼,去海洋公园也没有机会,是这一种纳闷的感觉。该不该让香港人更爱自己的地方呢?我是个摄影爱好者,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新起的昂船州大桥,可饱览整个香港,很漂亮。有朋友跟我说过,其实以前打算在这建一个观景台的,最终没有下文。我只想说一件事,要令香港人爱香港不用花很多钱,有很多渠道可以做,只需要有地道的,一些很细微的事,具有香港特色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考虑,就是给香港人多些空间去爱自己地方。

  刚才有很多朋友都很悲观,我认同CY是有些缺点的,例如班子人选,会令很多朋友产生疑问。(座谈当日还未出现僭建问题) 不过,相对于曾荫权,客观环境方面亦未至于太差,特别香港现时是三高一低:香港经济是高度发展的,城市基建是高度发达,财政盈余很高,又低失业率。纯粹从字数来看,条件是相当之好的。我记得去年财政预算,大家在讨论如何派6000元时,有位美国朋友回来香港,说为什么会那么有趣:美国在讲如何拿钱,你们却在讨论怎样派钱?奥巴马政府很穷,大家都商讨怎样拿钱,但香港人却闹着如何派钱 

  当外面经济环境不景,但香港条件却相对丰厚,我想,有几亿千去让CY发挥,他做事的空间可以很大。

  畲继泉:我在上海看过一个叫周立波主持的节目,内容令到市民对一个地方很有归属感,还可以令到成个国家整合得更多,减少中港矛盾。周立波的节目是鼓励人们参加节目的比赛,然后评分,梦想成真去让参加者做些什么。有两个少数民族的姑娘做表演。表演完了很感性,很奖后她请了父母到电视台颁奖给她。那个节目最令我深有感受的是,它令到所有观众都很关心弱势社群,关心社会有需要的人,令到社会各阶层也拉近了。这样有质素的节目如何在香港播放,会有助减少中港矛盾。

  其实,我们不应该把中国人和香港人区分起来,我们都来自同一个老祖宗。我非常同意阿辉的说法,如何政府能够做到一些能够令香港人有归属感的事,比例我们香港有些深水地方可以钓鱼、可以拍拍照,有地方可以进行亲子活动,令到香港人觉得这个地方是我们的。

  其实,我们不应该把中国人和香港人区分起来,我们都来自同一个老祖宗。我非常同意阿辉的说法,如何政府能够做到一些能够令香港人有归属感的事,比例我们香港有些深水地方可以钓鱼、可以拍拍照,有地方可以进行亲子活动,令到香港人觉得这个地方是我们的。

  邓咏骏:你觉得香港人不爱香港吗?我觉得香港人很爱香港,甚至有些有港独的论调,其实陈云的城邦论已经出到第五版了,这是港独理论,很多人也接受这件事。

  吴有家:不好意思,我觉得有一点要稍为补充的。你刚才提到的节目我在北京也看过,其中有一集很深刻的,一个耍杂技的姑娘,当天她取得最高的分数。当颁奖颁钱给她的时候,她哭起来了。她其实挺穷的,但她不愿接受奖金,把钱捐去做善事。她跟主持人讲:今天上来的目的,只是想让人知道,杂技界有我的存在。很感性的,她是很真的讲出来,香港的电视节目有没有这种东西呢?

  第二件事,我同阿骏所讲,我们很爱香港,否则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胡扯。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不是要做些事情要让我们爱香港,而是令到我们懂得欣赏我们今天所拥有的。

  马逢国:我们今天的讨论也相当热烈,谈了很多,但未必完全覆盖到原来的所有问题。我也有几点很想讲的,我觉得跟中产也很有关系的。我首先关注的是,香港市民对中央的信任度、支持度和认受度最近有所下降。有些人很简单的讲成是跟李旺阳和陈光诚等政治事件有关。我觉得不完全对,反而我会看到有几宗同香港直接有关的事,令到大家心底里对中央政府有看法。

  其中一件很重要的是,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出现问题,这在过去几年已积累下来,尤其最近前任和现任的高层官员以至特首选举期间出现的问题。我估计中产反应很强烈的,只是没有表达出来,大家其实心里很有意见。其中一个观点是,中央并没有处理好中央应做的角色。大家觉得你有负任,你才可以做的事情,但你没有做好。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回归之后,最初是中产阶级对中央政府不信任,到了中央不干预才慢慢相信接受,甚至看到香港有困难的时候,中央会出手帮助令这种信任进一步提升,加上国家不断发展令支持度越来越高,甚至比特区政府还要高得多。

  不过,对于近期的下降趋势,大家会觉得中央确实出于良好意愿,但往往不够到位,包括特区政府的管治问题,是中央政府授权委任的,我又不能直选投票,建制的政党和建制又不停保驾护航,结果发现有那么大的缺失,这不单是他个人操守有缺失,而且是施政上的缺失。现在不断有人走出来批评,但难道过去几年中央政府不会知道吗?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这样认为,心里觉得中央政府是有责任的。 
 
  还有的是,这是个深层次问题。出现问题后,特区政府做了几件事情,委托了一个委员会去调查,以及建议日后应如何改善,之后出现了审计署调查,之后廉政公署又说要查。我有些朋友是这样看的,他的行为导致现时出现的问题,事实上正在破坏一国两制的精神,特区政府理论上应实践行政主导,但出现这几件事之后,就损害了行政主导,如何会这样呢?特首委任的架构如何调查自己呢?由一个退休法官建议他应做些什么,其实是有问题的,就是损害了行政主导。但前提是,中央政府是否充分扮演了他的监督功能和角色呢?中央对特首和主要官员的任命,应该是实质性的,督促他全心全意为香港服务,这是一个问题。在某些中产的眼中,比较有深层次想法的人当中,其实是有意见的。

  我则认为,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来港主持交接,我十分期望,(中央政府)恰如其分做一些对特区应有的“一国两制”的“一国”部分的说明和要求,须确保这个由他任命的政府,包括要求司局级官员是全心全意为香港谋福利、谋福祉的,而它愿意负起监督责任,若能表这个态,我相信能恢复很多港人对中央政府的信心或信任。反而不是做太多刚才大家所说的参与事务,当然,协调上,可能大家都理解;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有一定的角色,它如何调整大家一直以来理解的“一国两制”的“一国”部分,扮演一个重要的职能,若它能比较强势展现这方面,我觉得它惑争取某些人的认同及支持,有人真的怪中央为何不管他,任由他这样做,难道你不知道吗?还是纯粹维护他的管治尊严,就不处理呢?难道出了问题,才去处理?抑或不处理? 

  提到的“生老病死、衣(医)食住行”八个字,我在反映问题的场合、北京两会,甚至写文章时,亦曾用到这八个字,回顾过去几年管治,八项都存在问题,那有什么理由香港的老百姓没有意见呢?但看看有什么可以做呢?我认为重点有几项,土地不用说了,影响着方方面面;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十分紧要,长远规划福利,要正视老人问题,是非常突出的。我举例,我家庭成员中,我和太太,有三个老人家,三张轮椅,三个外佣,其中一个住在复康中心,变相的老人院舍,每月支出大概2.7万元,若三个老人家都要我负担,我怎办?幸好我和太太兄弟姊妹多,都有稳定收入,大家一人凑一点就能解决问题。但我十分担心,再过十年、二十年,我只有两名子女,你说怎办?这是非常非常突出的问题,我也算是中产吧,但我也担心十年后自顾不暇。到时,若我还在世,我太太还在,若子女结婚,他们的另一半又有两名老人家,加起来有四个,但只有两人照顾,怎照顾呢?若我父母还在,负担更大,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突出,若只靠自己的力量,又要照顾得好,不靠政府,相当不容易。因此,若特区政府能在这个问题上有远见,有长远部署的话,便能令很多人安心。
   
  公营医疗来说,香港其实做得相当不错,可能是全世界最好,有全面照顾,中产阶级亦有能力负担私营服务,当真有困难时,也可回去政府的医疗系统,唯一问题是这种照顾,是否可持续,我觉得不能持续,由哈佛报告书至今十多年,都没有决定应如何做,这是很大失误,亦有可能很快就“爆煲”,医疗系统撑不下去。

  教育问题,我认为不算十分突出,因为人口下降,适龄学童在未来十多年不会增长,较为突出的是跨境学童问题。 

  而经济问题,我认为现时有机遇,过去20年,工业北移,很多产业北移,高地价政策亦淘汰了很多行业。但现时,由于内地经济调整,整体价格亦调整,因此北移已没有可能,反而倒转来看,香港有竞争力,包括工资、土地,只要政府能适当利用空置的工厂大厦和增加土地供应,现时未有做好,若有新政策出台,可以吸引新产业。

  刚才说的六大产业,说的多做的少,我很清楚,拿了十多亿出来做一些蜻蜓点水式的工作,效果非常有限。若真的有决心做,不是这样做,要大力去做,是有可为的,这是我的看法。在哪个领域针对一些新兴产业,有时旧的(产业)保留不了,都要淘汰。

  扶助中小企,这是绝对需要,这亦是很容易做。中小企,土地政策十分关键,搞好土地政策,增加一些扶持政策,中小企就可有机会复苏,这是我的看法。 

  吴有家:根本没有利用好CEPA。内地的生产性企业,由于工资等,香港有优势时,又可以利用CEPA,产品回流上内地。

  马逢国:过去整个经济政策,所谓不干预政策,就是沿用回归前对大财团倾斜的一种既有事实。不干预下其实是恶化,这十多年来问题恶化,因为竞争愈来愈少,完全是垄断,垄断已不止出现在地产行业,在零售、生活必须品等方面均是如此,现在只有几个行业没有连锁店,理发、洗脚,还未有集团化。集团化的意思是你没有份儿,只是打工,不能拥有,人的积极性会被压抑,这是最大问题。因此,中小企十分十分重要。教育我不觉得很大问题,还有选择。 
 
  总结而言,大家认为中产还未十分需要政府的照顾,只是大家感受、情绪比较忧郁,觉得自己有能力,但发挥不到,下一代毫无保障。而现实的情况,中产发不到声,影响不到政府施政,体制上不利吸纳中产意见,包括政制,不论建制、反对派,都没有空间让有心的中产人士表达他们的声音,我想这是大家比较有共识。不过,仍未有结论,我们应该让一些代表中产的政团、政党发展,还有没有其他的替代呢?有什么形式的新兴政治力量可反映声音,这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评论员简介: 

  马逢国,新世纪论坛召集人。香港电影人、政治人物。前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曾任香港临时立法会、第一届(1998﹣2000)及第二届(2000﹣2004)立法会议员。曾监制、出品多部电影,包括最后的贵族、秋菊打官司等。

  曾励强,工程师,太平绅士。1946年生于香港,1970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工程学院。现任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理事会义务秘书,港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及新世纪论坛副召集人。

  吴有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教授。早年在内地经商,对两地营商环境十分了解。

  庞爱兰,注册药剂师、民选区议员,曾任电视及电台节目主持,长期从事禁毒及禁烟工作。现任公职包括:保安局禁毒常务委员会教育及宣传小组主席、康复谘询委员会成员、葛量洪奖学基金成员、国际戒毒基金会主席、香港医疗专业联盟主席、新论坛理事以及公民力量理事。 

  邓咏骏,是新青年论坛召集人,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士、澳洲国立大学公共政策(环保法律)硕士、观塘民选区议员(丽港城),新论坛理事,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自置居所津贴上诉委员会委员,前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 

  苏俊文,现职大律师,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荣誉)学士,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理学士,新论坛理事。社会公职方面包括: 香港沙田狮子会会长(2010-2011),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上诉委员会成员,深水埗扑灭罪行委员会委员,深水埗区议会交通及房屋事务委员会增选委员。 

  陈志辉、新论坛副总干事,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及管理硕士,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政治硕士,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工作,著作有《香港特区政府施政架构》(与罗永祥合着) 。 

  畲继泉,新论坛理事,香港中小企协会创会会长、香港中小企商会联席会议主席兼副召集人、香港工商专联会副会长、香港电脑业协会永远名誉会长、香港特许加盟商协会永远荣誉主席、中港企业家协会常务会董、广东省清远市政协委员(03-11)以及东莞市海外联谊会永远名誉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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