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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月刊：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演变历程与影响

http://www.CRNTT.com   2024-07-21 00:02:38

其背景大致是，1980年中国政府要求美国废除《与台湾关系法》，停止对台军售。〔6〕在中方的反复抗议和交涉下，美国里根政府被迫与中国政府于1982年签署了旨在解决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八·一七公报》。在该公报签署前，美国为继续与台湾当局保持密切关系，同时也为减少台湾当局的顾虑，于是秘密地向台湾当局做出了“六项保证”，其主要内容是：美方没有同意设定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的期限；美国没有同意就对台武器销售问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事前磋商；美国不会在台北和北京之间扮演调解人的角色；美国没有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而重新修订《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并没有改变其对台湾“主权”问题的立场；美国不会对台湾施加压力，迫使其与北京进行谈判。〔7〕可见，“六项保证”在里根政府时期就已经存在，只是其作为一个“政府的私下承诺”而存在。及至特朗普政府时期，该“承诺”不仅从“私下”走向“公开”，而且还经由美国国会两院的相关程序而变成“一个中国”政策的构成要素：2016年5月，美国众议院正式通过“第88号共同决议案”（HCR-88），重申了《与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8〕同年7月，该决议案（SCR-38）由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9〕自此之后，“六项保证”正式出现在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表述中。 　　从“六项保证”的性质来看，从“政府承诺”到“国会决议案”（Concurrent resolution）的变化，使其“法理位阶”陡然升高。当“六项保证”被纳入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构成要素后，其效力显着增强，政治层面的执行力大大增加。尽管该项决议案并未以国内法律（Act）的形式出现，但也公开且明确表达了美国国会的立场和意见，进而成为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参考。 　　从“六项保证”的主体与客体来看，台湾在“一个中国”政策中首次成为主体之一。具体来说，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之间的双边协议，《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而“六项保证”则是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单方面承诺或软性协定。因此，从构成元素的主体来看，在第一阶段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基于“三个联合公报”而制定的，其主体仅仅是中美双方；在第二阶段，《与台湾关系法》作为美国的国内法，被纳入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构成要素后，虽然为美国插手台湾问题奠定了所谓“法律依据”，但并没有改变中美双方的二元主体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阶段，“六项保证”是美国针对台湾当局的承诺，其所包含的主体并非先前的中国和美国，而是美国和台湾——台湾的地位和性质由先前两个阶段的“客体”转变为“主体”。因此在基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之下，美国将中、美、台并置，这相当于将三者作为平等的政治主体来对待，显然加剧了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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